從1979年深圳蛇口工業區成立開始🏄🏻，各地的開發區、保稅區、高新區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各類產業園區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𓀈🈹、促進對外開放、加快體製機製改革等領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來，上海👩🏻🚒、深圳、成都🩰、杭州等城市紛紛加快建設核心產業功能區⛵️，在激烈競爭的城市賽場上，加快構築以產業功能區為依托，以高新技術為引領的產業“護城河”。以成都為例，目前成都14個產業生態圈和66個產業功能區建設已初步成形、效應顯現，對優化空間布局◽️，重塑經濟地理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3月26日Ⓜ️，以“會客全球 展鏈世界”為主題的2021成都新經濟“雙千”發布會產業功能區高品質會客廳專場活動在成都青白江亞蓉歐國家（商品）館法國館拉開帷幕。眾多知名企業⚠️、學界大咖、權威機構圍繞如何更好地促進產業發展要素交流聚集，進一步推動產業功能區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
那麽，在新的歷史機遇期🧎➡️，產業園區究竟應該如何補足短板👮♀️，增強自身競爭力？產業園區的未來發展呈現哪些主要趨勢👨❤️💋👨？就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下稱NBD）與恒达平台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聯盟執行主席任浩進行了一場深入對話☂️。
NBD：在四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產業園區作為企業集聚🗾🙆♀️、產業集群的主要載體，極大促進了區域協調發展，成為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參照物。如何理解產業園區對於中國經濟的重要性？產業園區的功能與角色經歷了怎樣的演變過程🧑🦲？
任浩🐦⬛：產業園區發展到今天，對中國經濟起到了非常顯著的支撐和促進作用。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要發展經濟，都離不開產業園區這個最重要的平臺🚅♥️。
此前，我們做過大量統計研究。以國家級高新區和經開區為例💂🏽♂️，目前大概有370個左右🫲，這兩類國家級開發區對中國GDP的貢獻占到25%左右。這還僅僅只是國家級園區🤼♀️，如果算上很多省級及省級以下產業園區👨🎓，這個數值會更高⛑️。像是江蘇👨🏻🚀🚣🏿，算上省級園區的話，對GDP的貢獻達到80%，安徽則達到50%。
長期以來🧔🏿♂️，大眾都有這樣一個誤解——那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先有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然後國家級產業開發區才登上歷史舞臺🤾🏿♀️。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應該是先有產業園區再有經濟特區👛。最典型的就是1979年1月在深圳成立的蛇口工業區，時間上早於1980年8月正式成立的深圳經濟特區🩶。
更重要的不在於產業園區成立的時間✩，而在於其內容。比如一些製度性🧛、機製性改革😡，包括人事製度🦵🏽、獎懲製度等，都是在蛇口工業區先行推廣𓀐，再慢慢擴大到整個經濟特區💍。此外🧘🏿♂️，產業園區在觀念上對於之後經濟特區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比如“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口號，就是最早在蛇口工業區提出的。所以🪩，從成立時間、製度創新👌、觀念三個方面來講🤷🏻，產業園區都走在前面。
自誕生之初，產業園區就承擔起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一個區域重要的經濟增長極🦕🦂，還是創新的發展極，因為很多戰略性新興產業主要集聚在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此外👩🏻🦲，產業園區成立初期集聚了大量外資外貿企業，尤其是工業製造領域⬜️，像是國家級園區就占到全國進出口總額的40%左右🖐。因此🧑🤝🧑，某種程度上產業園區還是對外開放的窗口。
此外，產業園區還是管理的示範區。管理的核心要義便是通過優化管理機製，提升管理能力🧖🏿♂️，促進生產效率提升。我們觀察到🥸，產業園區無論是勞動生產率、人均GDP等指標都要明顯高於其他地方。通常而言🟰，國家級開發區高於省級開發區，省級開發區高於非省級的。因此，各類產業園區在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具有明顯的管理示範效應🥐。
而當前🏊🏻♂️，我們則進入到一個以創新驅動發展的全新階段👼🔁。創新已經成為促進產業園區產業升級，在未來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的關鍵因素。
NBD➔：在產業園區發展過程中，許多園區往往聚焦縱向供應鏈打造，卻忽視了橫向生產性服務鏈的打造。怎樣理解園區建設不僅要“補主體”🧏♂️，還要“強關聯”？
任浩👨🏻🌾：相比過去🔰，如今產業園區對於縱向供應鏈的重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我在參與很多國家級開發區“十四五”規劃研討時，看到一個很顯著的變化——地方政府的主要領導都紛紛兼任該地方主導產業鏈“鏈長”，高度重視硬的🎩、縱向的🛡💁🏻♂️、上下遊供應鏈的打造。而在過去🛩🏜，很多產業園區只是孤零零地引進一家企業，並未認識到產業園區之間的競爭其實是產業鏈之間的競爭☁️。
不過，這裏依然存在許多不足🧛🏻。我認為軟的👼🏻、橫向的、生產性服務鏈的打造具有更加深遠和長期的影響。生產性服務鏈的完備程度將直接影響到未來產業的發展質量與產業可持續性🩷。產業園區內生產性的服務鏈條涉及咨詢培訓、展會論壇、教育👫💇🏽♀️、設計等領域，這些都是企業長遠發展不可或缺的“軟環境”。
現在各大城市都非常重視“補主體”，在招商的時候特別註意主導產業、龍頭企業的引進。但我觀察到，有許多產業園區認為企業招引進來🏞，任務就完成了🤽🏿♂️。至於企業能否實現長遠發展👆🏼，還得看企業自身作為🍳。園區在如何幫助企業長遠發展，滿足企業多元化需求等深層次問題上思考得還比較少◾️。
我們一直呼籲“補主體”的時候要註重“強關聯”。怎樣幫助企業在園區內進行更加密集的信息交流、更加高效地整合業務與資源、進一步降低研發及生產成本、促進跨領域合作是“強關聯”必不可少的一環🍖🐡。坦率地講🏰，目前很多園區都不太重視這個問題，認為這是企業自己的事💂🏿♀️。
園區的功能就是發揮產業集聚效應👩⚖️，我認為現在只是形式上🖖🏼、物理上做到把企業聚集在一起。更值得關註的是🥙，這些企業之間究竟有沒有發生聯系和合作🦼🚵🏼♂️，真正地實現化學聚集。這才是我們辦園區真正的本質。
我們考察過國外很多做得好的產業園區，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為園區企業做了大量組織服務、資源對接類工作。以荷蘭埃因霍溫高科技園區為例👷🏼，它被譽為“歐洲最智慧的1平方公裏”👨🏿🍳👩🏿⚖️，有超過140家企業入駐，聚集超過85個國家的上萬名高科技人才，他們平均每天生產4項專利🧎🏻，占全荷蘭的40%🧔🏼♀️。埃因霍溫成功的訣竅就在於——圍繞“強關聯”的理念🚇🙍🏿，每年為園區企業組織500余場高質量交流對接活動，促進園區企業之間的創新合作🚺。
產業與技術的創新離不開人才之間的交流、思想的碰撞。500余場高質量交流活動為埃因霍溫培養出良好的創新土壤，也為園區轉型升級打下堅實的基礎。
NBD：在雙循環大背景之下👍🏽🪃，如何在保持外部“增量”同時🏝，進一步挖掘利用好內部“存量”？
任浩☁️：你提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們一直在講在未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要提高“經濟密度”🏃🏻♀️。從發展空間上來說，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尤其是工業用地資源🥣。從發展階段來講，現在跟過去不一樣了，已經進入到一個“存量時代”。我們內部已經擁有規模龐大的企業隊伍，單純依靠新增企業數量來帶動地方經濟發展，這樣做的空間在縮小，比重在降低🚫。而園區過去主要關註的是今年引進100家企業，明年再引進100家企業，企業數量的增長要達到多少。
今後🤷🏼♀️，必須重視幫助已經進駐園區的企業得到進一步提升和發展，一定要走挖掘內部“存量”的道路🌥。它們發展了😯，園區才能發展。
比如蘇州工業園區，在2020年遭受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雙重沖擊下，外資外貿的關鍵數據不降反升。究竟如何做到的？我去考察過幾次👨🏫。我發現，蘇州工業園區的成功不在於新增了多少外資企業😉，因為去年的情況別說是大型外資項目🏮，外國客戶都很難進來。蘇州工業園區通過聚焦園內企業如何進一步擴大投資、增加產能🙅🏼♀️、依靠內部“存量”提升經濟密度，最終實現了逆勢增長🤽🏿♀️。
無疑，我們未來要更加重視產業園區內部“存量”的挖掘提升💂🏽，這不僅有現實必要性🎤，還具備未來可能性🤌🏼。
NBD：如今，在日益激烈的園區競爭環境中👱，越來越多的園區經營者在積極推動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包括人才服務平臺🧏🏻、創業培訓平臺、風險投資平臺等🍁。激烈的競爭背後折射出產業園區怎樣的發展趨勢？
任浩🐿：現在💅🏻，產業園區之間的競爭🏈，其內核就是如何在新興科技領域搶得創新先機。創新的關鍵在於導入更多人才和資金，同時需要各種研發平臺✵、投促服務平臺助力🧑🦱。
上述現象👶🏻，體現了各大產業園區對人才與資金的重視。積極搭建各類公共性服務平臺，充分證明我們的園區開始意識到——單純靠規模擴張來發展產業的“窗口”正在變小。於是各大園區紛紛思考未來發展的路徑——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實現更大的價值產出。因此👏🏻，通過搭建各種綜合服務平臺來吸引人才與資本成為當下的重要選擇🦸。
NBD：目前🚷，我國園區的主要形式分為政府主導🟨、企業主導及政企合一等。怎樣理解政府💅🏻、園區管委會、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
任浩：我們在討論產業園區的治理體系時，離不開討論政府👮🏽♂️、園區管委會和園區企業的關系🤵🏽♂️。過去，我們往往認為企業是被管理對象✂️👨👨👧，實際上，三者之間不是簡單的治理與被治理的關系🧑🏿🍳，而是共同治理的主體🚙。
園區本身就是對外開發的產物，最早是以土地開發和對外開放為“中介”的產業開發方式。這一過程中政府通過賦能放權，借由園區管委會或開發機構，引進外面的企業實現勞動🚝、技術、資本三大產業要素的聚集融合😩。
在改革開放之後🧑🏻🦽➡️，我們的勞動力要素可以流動了🚣🏼♀️。但我們當時國有企業束縛較多，對外投資缺乏，同時國內民營企業又實力薄弱。那麽👩🏿🦱，資本和技術從何而來？
當時🕴🏼，資本跟技術主要集中在外企手中。因此，政府首先解決了給園區賦權的問題👨👨👧👦。通過一種行政化與市場化相結合的管理體製，政府將部分權力轉給園區和開發機構🧑🎄，譬如審核權🙇、人事權等。園區及開發機構再通過基礎設施建設、行政化方式👨🏼🦰🧫、各項優惠政策逐步建立起吸引企業入駐的動力機製。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是用行政化手段提高招商效率🧙🏽，現在則更加註重融合發展🤹🏼，通過整體營商環境的提升吸引企業入駐。
產業園區在過去40多年保持了高速發展，其背後的發展邏輯主要基於三者的互動關系。未來，只有更好地處理好三者的平衡關系才能有效提升園區治理水平，促進園區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NBD：您曾指出𓀓，40年來中國產業園區發展模式呈現出由硬因素與軟因素相結合交互作用的“二元非均衡”特點🧑🏻🚀。未來產業園區發展模式應從“二元非均衡”向“二元均衡”轉變。在新的歷史發展機遇期🫄🏻🧑🔧，如何理解這種轉變？
任浩：所謂“二元非均衡”，指的是推動中國園區發展的因素由硬因素和軟因素組成📓🧑🏽🚒，硬的包括基礎設施建設📟，軟的包括製度體系建設等。我們發現軟硬兩種因素在產業園區不同的發展階段，其關系是不對等的，有時以硬因素為主導，有時以軟因素為主導👨❤️👨。因此，我國產業園區的發展是一種不均衡狀態下的發展。
如今，經過40多年的發展🤾🏼♂️，我們在兩個方面的能力與條件都已經具備。因此，未來產業園區在推動創新和產業升級時，這兩方面都要兼顧💂♀️，要向著“二元均衡”轉變。
比如♥︎🔛，以吸引企業為例，應該擺脫過去單一的依靠行政化的手段，而是註重整體營商環境的提升↔️，用一種融合手段，軟硬因素均衡協力🧑🏼⚕️，為企業提供多元化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