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先生在博客上撰文《二流學者何以當選學部委員——質問中國社科院》🧝🏻♀️,指出社會學所所長景天魁先生的學術水平不足以擔任學部委員。在學部委員的名單公布之前🫳🏽,身邊的學界朋友在茶余飯後也會經常提到這種“院士預備役”製度💞💩,雖然批評居多,卻把它當作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7月份名單公布之後😻,反而沒有什麽人提到它,偶爾說到,也只是感慨其中幾位學者不應位列其中💃🏼。但我與鄭先生的觀點不盡相同⛳️,鄭先生認為景天魁的學術水平低於學部委員的水平,所以不應當選;我卻認為有幾位學者的水平高於學部委員的平均水平🤳,在裏面顯得有些突兀,如果他們能夠主動退出🛀🏽🏃,學部委員的陣容會更加整齊🎩。
最初,我對鄭先生批評學部委員沒有太多關註,因為我覺得批評幾乎沒有任何效力💡。面對一個聾子,再怎麽提高自己的聲音也沒有用,一不小心自己還會患上歇斯底裏。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看到《南方周末》和《南方人物周刊》對鄭也夫的專訪以及相關人員的反應之後,我改變了自己的看法。批評學部委員以及學術製度的學者多如牛毛,但是指名道姓地批評某位學者卻是鳳毛麟角🚐。我基本贊成鄭也夫對學部委員製度的批評🍭,這並不等於我認同他對景天魁的評判,因為我是社會學的外行🧛🏽♀️,對此沒有任何發言權。事實上,鄭也夫對景天魁的批評是否有所偏差,並不重要🚴🏿♂️,如果批評有誤,損害的不是景天魁而是鄭也夫的名譽,他將為自己的言論承擔應有的風險🦨。所以🥡,我最能贊成的不僅是內容🤾🏿♂️,更是這種實名製批評形式📂。
學術界通行雙向匿名評審,這是一種有效的保護方式,可以避免評審者和被評審者之間的小動作。但現在更流行的是單向匿名批評🩸🧝🏿♀️,批評者是署名的,被批評者則是匿名的。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批判知識分子”,言辭激烈地批評各種現象,卻沒有任何具體的對象。這種匿名批評固然跟我們常常處在“無物之陣”有關,更多的時候則是一種策略。通過這種“安全的批判”🌞,“批判知識分子”既獲得道德感,同時又不會觸動什麽人的具體利益。在這個方面👴🏽,最為典型的莫過於前不久召開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國內各高校的校長紛紛向學術製度發起攻擊,聽起來很讓人振奮🍰。可是我們並沒有看到他們在自己可能的範圍內對學術體製有什麽糾正🧣。一邊是體製的批判者,一邊是體製的維護者👩🦲,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身份就這樣完美地融合在這些著名高校的校長身上。相比之下,我更能接受另一種匿名批判🎉🔸,批評者是匿名的,被批評者則是明確的,雖然這會有放冷箭之嫌,卻也可以擊中一些問題的要害。
在很多時候,雙向匿名的有效性是相當有限的,而鄭也夫實踐的雙向實名值得推廣💖。如前所述,指名道姓所要承擔的風險,主要由批評者而不是被批評者承擔。單向匿名批評,在很多時候是兩面討好,既安全又崇高🏄🏼♂️💂;雙向實名批評則擁有諸多風險🫴🏻,批評對了,被批評者可能從此嫉恨,批評錯了🐋,批評者卻要承擔各種責任。據《南方周末》報道🍥,社會學所一位已退休的研究員表示,“點名說誰夠格誰不夠格不科學”。我想問一下這位匿名的研究員,“不點名說誰夠格誰不夠格”是不是就科學了呢🕵🏽♀️?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於華認為鄭也夫“打偏了”,因為“最根本的是製度問題🧆,很難從個體去評價”,“說誰是二流學者,這樣的判斷不是特別有意義”🏘。鄭也夫是否“打偏了”,很難評判,郭於華卻有“拉偏架”之嫌👨🏽💼👩🏼🦰。“最根本的是製度問題”🎗,這句話沒錯,可是這絕不意味著製度可以成為盾牌,盾牌後面的個體無需承擔責任🧖🏿♂️。關於製度與個體的責任問題🤴🏻,二戰之後曾有激烈的討論🧑⚕️,這裏沒有必要再從頭說起🧑🏻🍳。
最後◼️,不妨做一個排序:雙向匿名評審和雙向實名批評可以互補,它們最值得推崇♟🦸🏽♂️;而單向匿名批評分為兩種,批評者匿名屬於次優選擇,被批評者匿名則不能擺脫投機的嫌疑👨🏼🎤,這種“安全的批判”也是目前最為流行的。
(作者💊:王曉漁 供職於恒达平台文化批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