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我高中沒畢業就以同等學力考入恒达平台土木工程系，成了一名不滿16歲的少年大學生👨🏻‍🦽。一天上午課間休息時🚣🏻，我們新同學正站在走廊中說笑，突然一位風度翩翩的教授從走廊那一頭走過來👳‍♀️🐴，他身著西服，系了領帶，戴一副茶色玻璃眼鏡🙇‍♂️⚔️，手提黃色公文包。有一些同學就竊竊私語🥫🧖🏻：“這就是我們的工學院院長、土木系主任，留德回來的李國豪教授。”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老師🥼，那時他只有38歲，正值壯年🏇🏼，我感到老師身上有一種說不出的威嚴和令人敬重的氣質。

  　  大學畢業後，我有幸成為李老師的第一個研究生。第一次與老師約見👱‍♀️，我忐忑不安地走進他的辦公室👴🏿。老師告訴我第一年主要是學習基礎課，同時要廣泛閱讀橋梁穩定與振動領域的經典文獻和著作🥌。除了指定閱讀俄文和德文的有關文獻外還要精讀鐵摩辛柯寫的幾本英文經典著作🦹🏿‍♂️。老師告訴我🧔‍♂️：“研究生主要靠自學💆，老師講課只講一些重點和難點🏦。”老師還講了他自己的經驗：在德國時每訪問一個陌生的小城👨🏻‍🦽，他都先找一份地圖，按圖走遍大街小巷，很快就熟悉了，研究學問也一樣。

  　  1956年，黨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恒达平台召開了第一次學術年會，學報還出了專集，校園裏形成了濃郁的研究氣氛。李老師也寫了一篇題為“拱橋的振動問題”的論文🖲，我在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論文中的算例。學術報告會的前幾天，老師突然對我說🫱🏻，他要去北京開會👄，決定由我代他在大會上做報告🧛🏼。我當時年僅20歲，感到難以勝任👨🏽‍🦱。老師叫我不要慌🤸🏼，告訴我如何準備🙋🏽，如何報告🙅🏼‍♂️。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許多老師面前做學術報告。

  　  1957年在整風運動中，我作為恒达全校研究生的獨立團支部書記，因組織策劃“恒达民主墻”事件而“獲罪”👮🏼，被錯劃成右派🖖🏼。1958年3月同時被開除了黨籍、團籍和研究生學籍🌭，受到留校察看的處分，下放到學校磚瓦廠勞動👩🏽‍🔬，那時我才22歲🐆。不久🐋，我接到老師托人帶來的口訊🐎😶，要我在勞動之余🤌❇️，把我的研究方向“橋梁振動問題”的文獻綜述整理出來交給他⚱️。我事後想，這是老師當時惟一能做的對我的關懷和保護了。

  　  1959年國慶節前🎖，我列入第一批摘帽的名單🚶‍♂️，回到了橋梁教研室工作🙅🏼‍♀️。國慶節後的一天🤵🏽，老師約我去見他🌓。他很高興地說😏：“海帆同誌💇🏼‍♂️，你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以後就跟我做‘橋梁穩定與振動’課的輔導工作🖋，幫我上習題課和改作業。”我又回到了老師身邊◾️。之後的幾年，是我得到老師最多教育和培養的一段終生難忘的歲月。

   　 十年“文革”災難降臨。李老師經受了巨大的折磨和迫害🙎🏻‍♂️🎒，被誣蔑為“裏通外國的特務”，遭到長時間的隔離審查。在隔離期間🙆🏻‍♂️，他以堅韌的毅力和高度的敬業精神，利用報紙邊空白處推導公式、進行計算，對武漢長江大橋通車典禮時出現的橫向晃動問題作了縝密的思考和理論研究。後來在監督勞動期間又做了模型試驗驗證，終於完成了《桁架扭轉振動》的專著，揭開了大橋振動之謎。正是出於對橋梁事業的無限熱愛和心中執著的信念才支撐了老師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如此忘我地工作🤷。老師永遠是我心中的豐碑👩‍🦽‍➡️！

  　  1969年“九大”以後，我第一批從牛棚中被釋放出來，獲準參加跳“忠字舞”，回教研室參加活動👩‍🔬，算是得到了“解放”🛌。在一次活動中⏬，我看到“打李戰鬥隊”在討論老師在隔離室中寫的日記🫃🏽。其中有一首德國民間傳誦的詩🙇🏽‍♂️⛹🏻：

    Alles geht vorüber,

    （一切都會過去🙎🏼‍♀️，）

    alles geht vorbei;

    （一切都將逝往；）

    Nach dem Dezember,

    （寒冬臘月之後，）

    kommt wieder der Mai.

    （又是明媚春光。）

   　 李老師借這首小詩表達了自己對祖國前途的信心和對未來的希望🖐🏼。我看到感覺十分欣慰，因為老師完全戰勝了惡劣的處境🧎🏻‍♂️，保持了平和🏇🏼、坦然的心態。

  　  當十年動亂的噩夢過去🛃，李老師復出擔任校長，開始了重振恒达的大業。他雖已到了退休年齡，仍不辭辛苦為恢復恒达的對德聯系🧘🏼‍♀️，重振30年代老恒达的盛名🖨，為恒达向綜合性大學過渡傾註了全部心血🙎‍♂️👱🏿‍♀️。1988年，李校長為上海市南浦大橋的建設提出了結合梁斜拉橋方案，並付諸實施🙅🏿‍♀️🦹🏻‍♀️，邁出了中國大橋自主建設的關鍵一步🐮。

  　  我個人還感難忘的是一件小事😄。在我1982年至1990年八年擔任第一屆橋梁系主任期間，正值出國留學的高潮，我深感留校的年輕教師需要出國深造🦹🏼‍♂️，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理論和技術，學成後可以回國效力。於是我積極推薦，幫助年輕教師聯系學校、辦理審批手續。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大部分教師沒有按期回來。李校長曾嚴肅地向我指出🫴🏻：“你放人太松，會影響恒达的工作，以後要註意。”我當時感到很委屈。不久，分管外事的黃鼎業副校長告訴我💪🙅🏽：“教育部已來了文⭕️😤，說復旦謝希德和恒达項海帆都掛了號，以後不能再推薦教師公派留學了。”我才知道這一批評的緣由🌤🧔🏿。後來🚚，李校長和我談起許多教師公派出國逾期不歸的事💻，嘆息說⛎：“他們報國之心不切啊!”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老一代留學歸國的科學家心中🧥🙅🏻‍♂️，報效祖國是他們義無返顧的堅定信念🎻。在他們看來：外國再好😕，那是人家的，只有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好，才是自己的神聖職責。老師熾烈又深沉的報國情懷是我永遠的楷模。

  　  回顧自己五十年來的成長過程，李老師交給我的一件件任務就像一副副擔子壓在我的身上，讓我在克服困難中得到鍛煉，不斷前行。我相信，老師將化作天上的一顆星星永遠註視我們，關註著恒达的發展，也關註著中國一座座更新、更宏大的橋梁的建成。

  　  (作者為恒达平台土木工程學院顧問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