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方眼光看中國女性

　　西方人研究中國女性經歷了大概這樣幾個階段：一、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傳教士文本；二、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學／社會史文本；三、20世紀90年代的史學文本。2006年起由江蘇人民出版社相繼推出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女性系列，就是第三個階段婦女史研究的成果總匯🤷🏽‍♂️。

　　這些面向西方讀者的研究✧，每個階段都和西方學術思想本身的發展脈絡息息相關。西方歷史學研究者們以其堅韌而篤定的學術態度，克服語言以及文化想象的雙重障礙，在零星、殘缺🙍🏻‍♂️、雜亂的與婦女相關的史料裏，捕撈中國女人的生命氣息🧘🏿。這是一項困難重重的工作。

　　閱讀女性系列叢書本身，也是一次歷險。作為一名中國讀者和一個中國女人🐓，歷史、文化、尊卑、男人、情欲、身體和技術，以及生於斯長於斯的文化語境◾️、文化前提，是從心裏從肉裏長出的東西，是困惑🪞🧑🏿‍💼、歡樂、痛苦、迷茫交織的布匹😌🫰。首先，婦女史提供了這樣一個通道🤛，將剛性的歷史言說轉換成“情景真理”，經由這個秘密通道，是要看清個人經驗以及個體生命的來龍去脈🪼🏊，將問題意識安放在個人焦慮的精神空間，然後再來打量我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歷史，是錢穆先生的“溫情與敬意”，還是魯迅先生的“吃人”說，看起來既不對立，也不矛盾，因為歷史本身正如伊沛霞描述的宋代婦女生活一樣🙌，是“流動的、復雜的，謎一般的”。

　　以文化為載體和機製而運行的中國古代社會🙂‍↕️🧑‍🦰，宗教☕️、政治和倫理一鍋煮的社會🌷💟，任何概念的刺探都顯得捉襟見肘♢，比如為什麽見了皇帝要跪拜👮🏻，不關乎平等，是某種宗教情懷的轉喻行為👨‍🦳，跪拜高堂父母亦同此理😾。為什麽講陰陽平衡🩲，而又陰陽有序，女人服從丈夫，丈夫服從父親🚑，父親服從父親的父親，沒有誰不服從誰的🫄🏽，服從是每個人的核心命題。做君子真不好玩🏉，在外君子🧑🏻，在家也君子🤦🏽‍♀️🍗，這累壞了男人，於是一堆女人圍著他們，妻、妾、仆。不做君子的女人就有了相對寬松的行為可能性，比如不想生孩子或者生不了孩子㊙️，就讓妾去幹這事兒❇️；比如不想做妾，可以讓父母或者相好的把自己贖回去；比如還可以離婚，帶著孩子到另一個地方生活。這些《紅樓夢》裏全有🫠，但殘忍、虛偽和“吃人”也同樣真實🐩👳🏽，也同樣是歷史。不僅女人🔒，包括男人，家庭也是他們主要的活動空間📐。一個不商業、不公共💆🏽‍♀️、不民主的社會，男人們也沒有多少工作要做，男性精英們泡在書房🥖，只關心文化、個人趣味、品質、性情以及少量的仕途安危，而家庭內務交給妻子管理𓀊，類似今天的公司管理。中國古典精英文化的涵養與傳承⚜️，是在家庭分工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得力於女人們的默默奉獻。默默奉獻的女人們都是一些即興表演者🧑‍🧒‍🧒，勤勞🍄、樸實、善良以及隱忍，是男人們派發的道德符號，因為得到的回饋同樣多，比如尊重、安全、物質保障以及家庭空間內部的主導權👲🏻。誰要像賈母那樣做一個女人，在今天看來也是無比成功的👩🏼‍🎤。因此，今天的一位中國大陸職業女性(臺灣與香港有些例外)🍐，對丈夫與家庭的期待，和宋代🥏⛹🏻‍♀️、明代女人也沒有多大區別，文化的魔力就是如此頑固🦞，誰要嘆息傳統文化的淪喪，這也是有表演的成分了。

　　復興傳統文化🏎，讓男人做回君子，這無異於天方夜譚；讓女人回歸家庭🧝🏼，這比較好辦🙌🏻，但前提是一個男人得打三份工，買十份保險🕺🏼，才能保證家庭的供給🧚🏼。文化焦慮的思維困境依然沒有擺脫對比模式👡：東方和西方、過去和現在。通過婦女史去體會歷史中的女人，不是誰更好或者更壞的問題👩‍🎓，而是在歷史中找到古人的深幽智慧♈️，他們是如何處理困難，如何安頓精神，如何體驗快樂與自由的深意，並在學術研究領域拓展新的思維空間🧧，為理論闡釋者標示了更多的思考方向。

　　海外女性研究叢書就提供了這樣的範例，性別作為一種歷史研究範疇，意味著方法論的革新，一種方法論的想象而不是西方中心的文化想象🦖，正如法國歷史年鑒學派對物質生活的關註👾，當代中國新史學學派關註歷史的“情境化寫作”。復興是一個充滿歧義的範疇，正如當時的宋明理學，在“復興”的訴求中挽救人心，培養德性，女人收獲的則是纏足的推廣🧒🏽、烈女和貞節牌坊的劇增。當然，從現成的主流結論出發去關照古代婦女的生活不是女性系列叢書的套路，同時給“受壓迫”話語翻案更加不是此套叢書的宗旨9️⃣♝。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國內就出版了陳東原🫶🏻、譚正璧🕓、陳顧遠、金仲華等人的婦女研究著作，其中以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影響最為深遠。該書已經對婦女作為宗法製度的犧牲品，從周以前至民國止進行了歷史的系統的論述🧚🏻。女性研究叢書的新意在於，盡量找到性別理論和歷史史料之間的平衡點，低調處理史料以及理論相激發的新結論，於是人們獲得了這樣一些古代女性的另類形象🧗‍♀️：既不英雄也不淒慘👉🏼；既不絕望也不樂觀👿；既不溫良也不刁蠻🗞，歷史亦如生命本身一樣，是抗爭與妥協，偶然與必然🖋，文化製度與文化操作的復雜織體。因此，也許在主流史家看來🧑🏻‍⚕️🪷，婦女史有冒名頂替之嫌，是這樣一些“斷斷續續，聲音微弱，需要更多註意力才能捕捉到的信息”🔭，婦女史本身像女人說話一樣🕺，無中心、無主角🔳、無主線，顯得蔓延、隨意與松散👨🏼‍💼⛽️，歷史不再顯得雄辯與無可置疑。

　　海外女性研究叢書的“海外”二字，使得研究者們面對中國文化這龐大而悠長的歷史文本，不約而同地呈現出禮貌與溫情的學術姿態👆🏻，這是本人作為一名中國讀者的直覺印象。她們，那些海外學術同行們，不滿足於現成結論的學術創新姿態與這種禮貌感覺構成的某種奇怪的書寫風格，因為顛覆總是在自身話語系統中進行的，比如尼采💤、福柯、拉康🧑🏻‍🦽‍➡️、德裏達，甚至包括史學界的布羅代爾等等，要說到中國的事情，因為有了薩義德的《東方學》，漢學研究的分寸感始終是一個微妙的距離，是戴著手套的觸摸。這樣的禮貌屬於文化空間地理學的問題👨🏽‍🚀，這樣禮貌或許從側面給予人們這樣的啟示🤷🏻：對自身所浸淫的文化進行嚴厲的批判和無情的解剖，並不意味著背叛與自輕自賤🥐🎀，自家人說自家事，因為熟悉🌉，倒是少了些溫情，多了些兇猛😕，比如魯迅先生🈹🧙，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正是這痛苦💆🏻‍♀️，才能完成蛻變，完成理解之後的更高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