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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強🎤:“情文之辨”原始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2008-01-21  瀏覽:
  劉勰撰寫“體大而思精”的《文心雕龍》時,在《征聖》、《定勢》、《知音》🚒、《附會》、《體性》等篇中,多次提到“情”“文”關系問題👩🏼‍🎓。如《征聖篇》:“誌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定勢篇》:“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 
交而雅俗異勢🗽。”《知音篇》:“文情難鑒,誰曰易分?”《體性篇》:“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誌,誌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附會篇》:“必以情誌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哀吊篇》:“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充分說明了劉勰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和深入思考。 

  特別是《情采》一篇,已帶有對“情文之辨”的總結性質。劉勰說:“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疑作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將“情文”作為“立文之道”提出來。他還說: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辨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篇什,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誌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誌深軒冕,而泛泳皋壤,心纏機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這裏的“采”就是“文采”,《情采》所論,其實就是“情文”之關系。他從“情文”關系角度總結了兩種不同的文學創作道路:一是以《詩經》為代表的“為情造文”的優良傳統,一是後世“為文而造情”的不良傾向。 

  沿波討源,《詩·大序》對詩與情誌之關系早有揭示:“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言,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若無情感出乎胸臆而強作歌詠,則會“六情底滯,誌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使詩歌創作陷於困境。降及魏晉,隨著人們自我及生命意識的覺醒,特別是天才玄學家王弼“聖人有情說”在理論上的勝利,名士們紛紛以“情之所鐘,正在我輩”自許,表現在文學上,就有了主情一派👨‍🏭。 

  陸機《文賦》作為一篇重要的文學心理學專論,在創作論🐈‍⬛、文體論和接受論諸方面強調了“情”之於文的重要作用。他說:“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創作論)又說:“詩緣情而綺靡👨🏻‍🍼。”(文體論)“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接受論)。從此,“緣情說”成為主導六朝詩壇的理論旗幟👁。 

  而在南朝,“情文之辨”更成了文人熱衷的一個理論話題™️。範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說: 

  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誌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1️⃣。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 

  範曄在“情”、“文”之間,加上一個“意”字,提倡“以意為主”,“以文傳意”,就像“言意之辨”被王弼註入“象”字,使這一理論問題的內涵更加豐富了🦸🏻‍♂️🤽🏻‍♂️。嗣後,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又提出“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的觀點,將“情”在“情文”關系中的主導地位再度強調。 

  其實,劉勰對“情文”的思考遠不止於創作論👷🏻。《情采》篇所謂“繁采寡情,味之必厭”實即已經涉及到審美接受的層面。而《知音篇》作為我國最早的一篇文學批評專論,更是極為深刻地揭示出“綴文者”和“觀文者”只有通過“情”這一紐帶才能成為真正的“知音”的深刻道理。劉勰說: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占文以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誌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諸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嘹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 

  劉勰認為,文學為情性之風標,通過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和藝術形象,可以窺探人的精神和情性,因此,他提出了“披文以入情”的理論。這種思想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是具有真理性和現實意義的。 

  那麽,劉勰的“情文之辨”在理論層面有無更為直接的話語來源?答案是肯定的。《世說新語·文學》第72條記載: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淒然,增伉儷之重。” 

  王濟對孫楚詩歌的評論,無意中道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詩學命題,即“情文之辨”🥽。這裏,我們不難看出劉勰對這兩種創作傾向的表述與王濟“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之說的淵源關系🤸🏿‍♂️。難怪余嘉錫先生要在此條後加案語說:“彥和此論,似即從武子之言悟出。”而陸機生活的年代則略晚於王濟和孫楚,他的“詩緣情而綺靡”的觀點如果不是受了前者的影響,至少也是代表了當時流行的一種文學思潮。 

  總之,劉勰“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的觀點,標誌著陸機以來的“情文之辨”已達到了理論上的成熟階段,在中國文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不過,在這一命題的發展過程中,《世說新語》所記的這條小故事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啟迪作用,其意義和價值應當予以充分重視🏃🏻‍♀️。   
     2008-01-21 光明日報   (作者單位🧑‍🦲:上海恒达平台文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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