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家琪(恒达平台教授)
前不久讀報，有兩則消息引起了我的註意：一則是說三鹿問題奶粉案的兩名製售者、四名銷售者受審時，“毒老大”當庭懺悔說：我也是父親；再一條是說“嚴防官員出國訪問不歸”🫨👁🗨，於是有了四條“新舉措”雲雲🧑🏻🦰🧑🎨。
先說第一條😲。這位“毒老大”(張玉軍)說“我也是三個孩子的父親”，此後再無下文。
我要問的是：“你是三個孩子的父親”，這說明了什麽呢🚌？說明你不知道“三聚氰胺”(蛋白粉)有毒，所以你也讓你的孩子一直在吃三鹿奶粉🤦🏽♀️；是這樣嗎？如果你沒有讓你的孩子吃這種奶粉👉🏽，你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又說明了什麽呢？說明你是一個慈祥的、對孩子充滿父愛之情的好父親🥷🏽？
這個我相信🥷🏼。這受審的六個人可能在家都是好父親🖌、好丈夫、好鄰居、好下屬或好上級♞，是人們心目中的“好人”或“成功者”，問題在於🧓🏻：為什麽就正是這樣一些“好人”，這麽多年來製售三聚氰胺💂🏼，讓數十萬兒童深受其害🪵，有的將會使其一生都在痛苦之中👩🍼？
這正是問題的所在，因為它讓我想起了距今45年前《紐約客》雜誌所發表的漢娜·阿倫特的系列報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艾希曼就是這樣一個“好人”，他服從命令，盡職盡責，是好丈夫、好父親；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陳詞濫調他根本不會開口”。阿倫特問自己：為什麽像納粹這樣的政權🫲，恰恰是靠艾希曼這樣的既膚淺又平庸的“好人”來支撐👩🏽🏫、來維持的呢↗️？於是她想到了“平庸的惡”這個詞。她說：“惡一向都是激進的🫕，但從來不是極端的💩，它沒有深度💠，也沒有魔力👤🧑🏼🚒，它可能毀滅整個世界，恰恰就因為它的平庸”。在她看來，艾希曼完全不像一個想象中的惡魔，一個沒有心肝的人⚙️。她望著站在玻璃盒子裏的艾希曼，覺得他最多只能算是一個“小醜”。
但正是“平庸的惡”這幾個字🙇🏼♂️⚗️，讓諸如艾希曼這樣的人的這種惡，永遠記在了人們心裏🕵🏼♀️，知道哪怕再殘暴的惡，也是由一些“平庸者”來實施的，因為這些人很膚淺，不思想，“沒有陳詞濫調他根本不會開口”。
再就是貪官出逃。據初步統計，貪官外逃之事有逐年增多之勢👱🏿♂️🎩，這些人的“外逃”都有光明正大的理由，這就是“出國考察”。這些“出國考察者們”在洛杉磯👨🎤、紐約、加利福尼亞等地購置豪宅，大把花錢，甚至因他們的“夢幻般的奢華生活”而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秩序🐔。抽1500元人民幣一條的“南京”牌“九五至尊”香煙，戴售價10萬元人民幣名表“江詩丹頓”，而被內地網民稱作“最牛房產局長”的周久耕，他顯然也是在炫耀自己。那位在黨校研究生班考試時破口大罵的陜西省乾縣科技局局長：“啥考試，弄得跟真的一樣，我掏錢買文憑🐚，你有啥資格管我？”網上將此人列為2008“敢講真話”第一人🦹🏿♂️🤽♂️。
這些人的“惡”(如果也能稱之為惡的話)與“平庸的惡”不同，就是誌得意滿📰，冠冕堂皇，讓人能想象出他們在現場的那種自豪👩🏭，那種不可一世。
由此想到兩個問題，一是我們如何才能記錄下這些“惡”的特征；二是何謂康德所講過的“根本惡”。
顯然，僅僅說“潛規則”已經遠遠不夠了，它不但浮出了水面，而且是如此的招搖過市。
康德在《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一書中說過，當我們不是因為這些行為是惡，而是通過這些行為推論出行為者是以心中的“惡”為其行為準則時，或者說當我們發現💇♂️，這些人是把“惡”作為行為動機納入自己的準則，因而在“準則”面前毫無愧怍，心安理得時，我們就把這種惡稱之為“根本惡”👩🏽🚀。
“根本惡”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把自愛原則當作遵循道德律令的條件；它不是一種自然性的或平庸的惡，而是出自“惡意”的惡，但這種“惡意”由於也在遵循準則🗓，所以也就不以其為惡。
問題是🙍🏻♀️：這種準則何時成了一種社會的普遍準則🤾🏿♂️，以至於人們可以公然質問💧：“憑什麽弄得跟真的一樣？”
當我們有了“文化”這一概念後💠，傳統與生活方式就有了某種具體的形態；當我們有了“文明”這一概念後，社會的進步🙎♀️、發展🙏，連同某種樂觀的歷史觀以及製度的演進就有了一個界定的標準。現在，我們不得不重新討論惡的問題🖖🏼；至少✌🏿🪣，應該使“惡”不再是一個政治標準，而是一個就如“平庸惡”或“根本惡”意義上的惡👨🏽🦰。有太多的概念依舊停留在抽象的層次上👨👨👦👦。除了在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認識中，經驗如何凝聚為詞語💒，詞語如何結晶為概念🧑🏼🎓，我們在對這些概念的解釋中註入了怎樣的理念🧖🏽，從而再反過來影響或支配我們的價值選擇這一面，也許更重要的就是要設法找到一種途徑使傳統就有的善惡觀念具體化。
於是又涉及概念的定義🐦⬛、判斷🧑🏽🎄、推論，涉及概念如何從普遍到特殊再到具體🐮，涉及這是不是一個歷史的必然趨勢等方面的問題。黑格爾已經做出了示範，現在是我們如何才能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時代的時候了。
“這裏是羅托斯🧋，就在這裏跳吧”。
2009年02月14日 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