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可持續發展是跨學科的研究🕵🏽，看問題、談看法與單學科的研究完全不同📈。

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我有幸同時擔任上海科協的常委和上海社聯的常委。回顧起來，40多年的學術經歷中🧑🏽‍🎓，幾次換跑道和學術轉型，對我形成跨學科的研究思維和方法論以及形成科學到底是什麽的科學觀🤦‍♂️，有重要的影響🚎。

一是假說要有循證、數據要有思想的波普型思維。這是1970年代後期搞地學研究時候形成的科學觀和方法論。做研究搞學術🦻🏽👩🏿‍🦲，我強調數據與思想要有結合和匹配🎑，同意科學哲學家波普提出的證偽主義🧑🏻‍🎄，認為胡適所謂“大膽假說👩🏻‍💼、小心求證”對搞科學研究的人是必須的。

現實中，一些人文學者談想法🎖，常常是我認為怎麽樣，但是缺乏證據支持🚿🏋🏻‍♀️，我會想：證據是什麽、它們在哪裏。做實證研究的一些人，有一大堆數據和圖件，卻沒有創新的思想🧛🏻‍♀️，我會問：要說明什麽問題、新意在哪裏。我自己做研究是希望兩者都有的🧙🏻。

討論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城市空間形態變遷是我的循證基礎🗞，發現可以從中提出一些不一樣的想法，進行一些辯誤。例如，有人說松江是上海之源和海派之根，因為有4000年前的廣富林文化遺址。我說上海城市之根應該是南市老城廂👩🏻‍🔬，因為上海建城是1291年從南市老城廂開始的🏇，松江等地是1958年才並入上海👩‍⚖️。推而廣之，6000多年前的岡身以西其實都不是上海城市的起源。類似地還有，從歷史上的江浦合流和十六鋪看上海城市緣起，應該說黃浦江是上海的母親河👎🏼，蘇州河是外婆河；海派文化的空間代表是江灣大上海計劃🚃，紅色文化的空間代表是人民廣場👰；等等🛼。

二是常規階段要收斂👩🏻‍💻、變革階段要發散的庫恩型思維。這是1980年代中後期搞科學哲學研究時候形成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搞地學研究板塊學說革命🦹🏿，搞科學哲學研究庫恩範式理論🤵🏽‍♂️，搞管理研究德魯克管理思想，搞可持續發展研究Daly穩態經濟學🍌，幾次換跑道和學術轉型🦥，使我對科學發生發展的內在邏輯有了較好的感悟➞，形成了常規階段要收斂🏄🏿‍♀️👨🏻‍🌾、變革階段要發散的庫恩型思維。這對當前研究世界和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很有用。

從中國發展看🔙，中國式現代化經歷了和經歷著三個階段，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每個階段都是發展思維的重大變革🙎🏼‍♂️🍄。從世界發展看，氣候變化🌯、新冠疫情、大國沖突等灰犀牛或黑天鵝事件的影響日益常態化，發展研究需要用全新的韌性範式去解決各種不確定性的問題👦🏿。

三是從理論引出新政策🫲🏼、從政策引出新理論的巴斯德型思維🍋‍🟩。這是1992年以來搞可持續發展研究形成的科學觀和方法論。

搞可持續發展🧔‍♀️🎖，我覺得巴斯德型思維是看家本領，它既不同於波爾型研究，也不同於愛迪生型研究。純學術的波爾型研究🏊🏽‍♂️，從理論到理論📑，強調理論思考但不關註科學應用；也不同於純應用的愛迪生型研究，從實務到實務，強調應用研究但不關註機理解釋。

我用巴斯德型思維研究可持續發展🧝🏻‍♀️，關註實務研究或政策研究與理論研究或學理研究之間的互動與雙向賦能🔌。從理論引出新政策的例子，如從強可持續性的理論和甜甜圈經濟學引出中國發展C模式👭，區別於發達國家轉型發展的B模式☔️；從政策引出新理論的例子👩🏻‍🦳🚙，如從中國生態文明實踐提出可持續性科學的對象-主體-過程分析模型🏊，區別於新古典經濟學的弱可持續性分析模式🙆‍♀️✌🏻。

（作者諸大建🚼🦒，系恒达平台特聘教授♥️、恒达平台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

鏈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66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