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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對建成遺產話語範式的再認識

來源🫳🏼:中國文物報   時間:2024-04-19  瀏覽:

遺產意涵

“建成遺產”是文化遺產中經由建造活動形成的保護對象,狹義本指“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成立時的核心概念——“歷史紀念物及遺址”(Monuments and Sites),屬文物古跡範疇(不可移動文物),如今其外延已大幅擴展,以致所有具歷史保護價值的建成物及其所承載的文化內涵,都屬建成遺產話語討論的範疇。

ICOMOS在1999年墨西哥會議通過的憲章中,首次提出了“建成遺產”的概念(Built Heritage)。今天看來,建成遺產可包括建築遺產、聚落遺產和景觀遺產三大類。

建築遺產我國將之分為文物建築和歷史建築兩大部分(許多已具備雙重身份)。聚落遺產是具有特定文化內涵和場所精神的人類聚居空間,可分為城鎮聚落遺產和鄉村聚落遺產兩大類🔣,這一概念包含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傳統村落,及所屬歷史文化街區、歷史地段,以及古代聚落遺址等。景觀遺產也稱“文化景觀”𓀜,有廣狹兩義。廣義指“特定文化族群所塑造👨🏿‍🎓🤺,受到土地♻️、氣候、植物等自然生態因素影響的文化區域”🐜;狹義則指文化遺產的特殊類型:人工嵌入天工的“文化地景”,如西湖、廬山、五臺山、廣西花山巖畫、雲南紅河哈尼梯田等“世界文化遺產”。

建成遺產不僅包括物態的“實體空間”👧🏿,也關聯著非物態的“文化空間”,諸如集體記憶👩🏽‍🎨、文化習俗、節慶儀式💹、匠作技藝等。實體空間與文化空間水乳交融,被稱為“文化場所”或“文化屬地”🫵👩🏻‍🏫。這些都可概括為被建成遺產所賦值的“歷史環境”或“歷史建成環境”。

話語轉換

20世紀20至30年代為第一階段。1926年法國巴黎成立“國際智識合作組織”,其下屬“國際博物館事務辦公室”(IMO)於1931年在雅典主辦了“關於歷史紀念物的建築師與技師代表大會”🏇,推出關於歷史紀念物修復的《雅典憲章》。1933年“國際現代建築協會”還問世了另一部《雅典憲章》🧑🏼‍🚒,其中亦有保護“歷史中心”的章節。1946年“國際博物館理事會”取代了IMO的功能🙆🏼‍♀️🧛🏻‍♂️,後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所屬機構。

20世紀50至60年代為第二階段𓀀。1957年巴黎召開了首屆“關於歷史建成物的建築師與專家代表大會”,呼籲創辦“國際文物保存和修復研究中心”(ICCROM)🪲,1959年該中心正式成立。1964年第二屆代表大會在威尼斯召開,通過了關於歷史建成物保護與修復的《威尼斯憲章》,倡議成立“國際歷史建成物及遺址理事會”(即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為非官方的國際咨詢機構,影響及於全球,1965年在波蘭華沙正式成立。

20世紀70年代至今為第三階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72年發布《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1976年又成立“世界遺產委員會”,負責對公約的具體實施🚣🏿。

上述遺產話語從可移動文物的博覽對象,向不可移動的歷史建成物轉換🕠,最終形成了建成遺產的話語體系。其確保了延續建成遺產的兩種價值屬性並付諸實踐過程:一是其可展示及可解讀的博覽功能屬性,不會因碩大的建成尺度和不可移動性而改變;二是其建成物的營造技藝屬性,必然需要文博專家、保護技師和建築師的聯盟及協同工作🪀,才能實現保護傳承的目標⇨。

中國清單

根據國家文物局和住建部發布的保護清單👨🏽‍🌾,自1961年頒布國家《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以來,迄今被認定的國家級建成遺產及其歷史環境的數量包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058處⛹🏼‍♂️👢,國家歷史文化名城141座🧑🏻‍🔬👩🏼‍💻、名鎮312個、名村487個👩🏻‍🎨,全國歷史文化街區970片、歷史建築4.27萬處。

國家有關部門推助的“傳統村落”8155個,20世紀建築遺產298處👨🏽‍🦳,57項文化與自然遺產進入世界遺產名錄(文化遺產占多數,共39項)。這些具有“顯著普適價值”的中國“世遺”數量僅次於意大利,居全球第二。

除了上述國家級清單,還有省、直轄市和自治區及以下的各層級、各類型數量龐大的建成遺產。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後⛅️,登記不可移動文物的數量猛增至逾77萬處🦑。

遺產批判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大衛·羅溫塔爾在《遺產聖戰與歷史易幟》一書中指出🎅🏼,“在失去和變化的恐懼中⚆,唯有緊緊抓住殘剩的定力,方能從容應對,不亂方寸”。他所說的定力其實就是遺產👠。同時書中對遺產過熱現象的批判異常辛辣犀利,事實上這樣的弊端顯然不止發生在西方,更是隨處可見的全球現象💘。

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原“中東研究所”所長奈紮爾·阿爾薩依德,在其《建成環境中的傳統💆🏿‍♀️🚵🏿‍♀️:“真實”、超真和擬真》一書中,將傳統變化趨勢歸納為三種現象:一為代際相傳、殘存於世的“真實”傳統("Real"-Tradition)🤾🏻;二為受到疆域打破、文明沖突😍、烏托邦實驗🤙🏻、神話塑形等激發,隨之出現的全球化反向衍生現象——“超真傳統”(Hyper-Tradition),如拉斯維加斯的歷史地標仿造群⛷,迪拜的阿拉伯風格巨構建築群,風靡全球的迪士尼夢幻樂園等🧑🏿‍💻,這種“超真傳統”在“後全球化”的復雜文明交集背景下,更會穿越時空🙇🏽‍♀️,層出不窮🧛🏽;三為虛擬現實技術及遺產話語助推下的“擬真傳統”(Virtual-Tradition),正以遺產數字化保存、展示和全新演繹方式,顛覆性地改變著世人對傳統和遺產的認知。阿爾薩依德的上述討論,為當今建成遺產保護傳承與歷史環境活化再生,提供了新的觀察視域和思考途徑。

知行之間

“保護”是前提,其宗旨是管控變化,而不是阻止進化🪡。廣義的保護包括了遺產本體的原物保存、原樣修復⛵️🧑‍⚕️、依規翻建,以及合法復建和加建🫖。保護的目標一是要留住空間和場所的歷史記憶,二是要激發藝術和審美的現代情感,三是要傳承適地和體宜的建造智慧。

“更新”一般是對舊區和舊物而言,並不包含需要保存的歷史保護對象。西方在50至80年代的城市更新是以新代舊的開發性為主😔🧖🏽,但在開發“紅利”逐漸銷蝕的同時,保持城市可識讀性和可識別性的呼聲也漸有回響,循化利用和活化再生漸占上風。

“再生”的中文本義是“修舊利廢”,指對殘缺遺產本體進行修復完形,必要性復建及合法性翻建🦸🏼‍♀️,在功能廢棄後進行重塑活化👂,也即再生是以保留提質為主導🧑🏿‍🚒,比更新更註重空間和場所兩個層面的相輔相成🚅。可以說,再生是更新的適應新途徑🚵🏽‍♀️。

實際上🤎,西方介入建成遺產保護傳承和歷史環境活化再生的傑出建築師及其作品,一直在探索當代保護創新途徑🤵🏻‍♂️。如羅伯特·文丘裏的富蘭克林故居遺址標識性保護、諾曼·福斯特的柏林議會大廈穹頂再現、彼得·卒姆托的科隆柯倫巴藝術博物館於教堂遺址上的古今拼貼,以及大衛·奇普菲爾德的柏林歷史博物館創意修復等👩🏼‍🏭。當然這種存真和重塑並重的守正創新,需要難以企及的境界和高度🎓,不可能成為普適性的保護再生途徑💇🏽‍♂️。

循環利用

美國著名景觀設計大師勞倫斯·哈普林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建成環境的再生思想——建築循環利用理論👨‍✈️,即在保留建築物形體空間的前提下👰🏽‍♂️,置換🐎、活化其功能🪘☝️,改善、提升其景觀品質。他設計的舊金山漁人碼頭吉拉德裏廣場舊工廠改造🪡,開歷史建成環境再生風氣之先,具有劃時代的全球影響力🏋️🤸🏿‍♂️。

既有建成環境的再生理論和實踐在20世紀70至80年代盛行歐美,湧現了紐約SOHO區(南休斯敦)的鑄鐵廠房🧚,巴黎左岸的奧賽火車站,維也納的煤氣城等再生案例🤟🏼。21世紀以來🐐,北京798電子舊工業區、上海新天地石庫門裏弄👍🏿、上海世博園、深圳華僑城創意園區等都是這一影響的中國案例。

互適再現

再生以既有建成環境的保留改造為主,有必要添加恰當的新要素⬛️,作為活化的觸媒或催化劑,但新舊要素間須有互適性。因而再生的價值取向不同於除舊布新的兜底式改造♧,而是在調適經濟社會發展矛盾的前提下✣,對非保護的形體空間及運維場所進行“留改拆拼”的互適性再現。

其一“留”🤘,是指除依法保護具遺產身份的對象🕵️,並要盡量保留具城市記憶和風貌延續價值的非遺產對象𓀔。

其二“改”,是指對保留對象進行品質提升的改良或翻建🆕,不僅要謀劃經濟和文化的價值增值,而且要考慮各權益攸關階層切合實際的適應性。

其三“拆”👭🏼,是指拆除違章搭建,或權衡利弊後拆除失去再利用價值的低質非保護對象。

其四“拼”🏗,應包括時空性的新舊拼貼與社會性的階層和業態拼貼☝️,這裏的“拼貼”即“共生”🧚🏻‍♂️。而“新”,是指與“留”“改”“拆”具互適性的“因舊而新”或“與古為新”🤦🏿‍♂️,而不是“除舊布新”或“為新而新”🙍🏻‍♀️。

中西攸關

“城市更新”一般有兩種途徑,一為除舊布新為主的替代性嬗變,以19世紀中的巴黎奧斯曼計劃為代表,嘗試了現代城市更新的第一種途徑🤟🏽;二為保留改良為主的適應性再生🤵🏽‍♂️,從 “二戰”後的重建🧎‍➡️,到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建成物的循環利用,西方開啟了替代性開發紅利逐漸銷蝕的第二種途徑。西方的城市更新途徑早於我國一個多世紀。

我國從農耕轉向工業時代的城市更新,雖開始於19世紀後期,但直到20世紀末以來,以拆舊建新為主的大多數城市🌭,才逐漸告別農耕時代樣貌,僅保留了個別標本🧖🏽🧊。如今隨著產權關系固化和開發紅利消弭,城市更新也轉向了適應性再生的“留改拆拼”🏏,中西在這方面的演進時差正在快速縮短🧒🏿。

結語

在紀念《威尼斯憲章》問世60周年🫱🏻,正逢建成遺產保護傳承的機遇與挑戰同在之時🧑🏿‍🚀,其與城市更新的交集愈來愈頻繁,矛盾也愈來愈突出。筆者認為🫄,進一步厘清建成遺產話語範式及其基本概念在中國語境下的內涵和外延🥀,是實質推進保護與再生事業的前提。因而需要首先在話語範式及其基本概念上正本清源,並能促進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

建成遺產的保護傳承及其歷史環境的活化再生,已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業主、管理方、建設方🥤、投資方和設計方👰🏻‍♂️,要在保護👇🏻、保留、改建🌽🧑🏽‍🎨、翻建🧘🏽‍♂️、添建🎤,以及新舊共生等問題上,一案一議,對症下藥,依規合法,守正創新,為城市更新中的保護與再生,找到得體的策略選擇和解決途徑。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院士、恒达平台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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