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角度上看，關於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討論主要與“打破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回應中國的崛起”“以中國智慧引領國際關系理論發展”有關，這表明國際關系理論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討論已經成為關乎構建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這意味著構建理論至少需要把握三個方面的內容🎻：“基於什麽樣的知識體系”“回應什麽樣的實際問題”“推動什麽樣的創新發展”🛖，即理論的知識基礎🧑🏽‍✈️、理論的現實作用🩷、理論的創新發展。相應地🚛，國際關系理論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討論也需要在上述三種情境下進行審視。

理論構建及知識體系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構建被認為是通過對某一特定行為或現象的歸納來完成的，這種思路因其側重於“關註個人或國家層次”而被稱為“還原主義”。系統論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遵從歸納法的邏輯，“通過對國家內部特性的觀察不可能理解國際政治”，因為據此構建的理論只能是對世界某一部分的描述💸。“理論”是對規律的解釋，國際關系理論需要在單個行為體特性和動機之外尋找原因，建構一個“簡約”的具有普遍性的系統理論。然而，建構主義者卻認為🟨，兩者其實都只是註意到了國際政治的“特殊性”🧷🧑🏿‍🎄，只不過是不同層次上的“特殊性”。遺憾的是⚉😘，他們都將自己視為一種“普遍性”的代表。因此，建構主義者嘗試通過“結構”與“結構—施動者”兩個層次進行“分類圖譜”的設計，在一個更具普遍意義的層次上構建了一套國際關系理論。這種嘗試也為還原論者與系統論者指出一條可能實現相互統一的進路👮🏽‍♀️。

以上國際關系理論的構建主要來自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體系。從構建過程看，他們都是從自身關註的國際政治“特殊性”出發🚗，以尋求“普遍性”為目標，進而不斷在知識體系的基礎上創造更具普遍性的學理體系或知識譜系，將之前對國際政治“特殊性”的探索有選擇地納入其中。在這個意義上，國際關系理論的特殊性是源於提出者基於自身歷史傳統和國內政治形成的觀點🚶，而普遍性則是這種特殊性觀點在國際上擴展或者延伸之後得到普遍接受的結果。在這種情境下，構建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既需要找到中國的特色，又要推動它在國際關系理論上的“成型”，還要讓中國特色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接受🥘Ⓜ️，進而形成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普遍性”經驗。

理論的作用及解釋力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理論獨立於真實的世界，卻必須“與需要加以解釋的世界密切相連”。這表明，理論構建及它依托的知識體系是重要的🧑🏼‍🦲，但是否具有解釋力更為關鍵🐈‍⬛🧟‍♀️。

一般認為，國際關系學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的主要目的是為反思戰爭帶給人類的巨大災難🧑🏻‍⚖️。傳統國際關系理論正是在回應現實的過程中應運而生，並在對現實問題的解釋中不斷地完善和系統化。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環境出現了新的變化，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使國家間合作與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國際關系理論的傳統範式得到修正🤳，新現實主義、新自由製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逐步建立。冷戰結束後，世界不僅沒有因蘇聯的解體而變得更加穩定，反而是被兩極對峙掩蓋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得到了釋放。國際關系理論開始跳出所謂“主流範式”，從不同視角關註不同的問題🦓，包括促進和平、製度建設☃️、經濟福祉、貿易自由🚵🏼、社會矛盾、宗教沖突等🧗🏼‍♀️。在此背景下🙋🏿，由於現實國際問題往往涉及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國際關系理論的區域和國別化特征開始愈發凸顯🧙‍♀️，國際關系理論的歐洲視角、非洲視角🏋🏿‍♂️、中國視角等紛紛湧現🧑🏻‍🍳，甚至隨著現實國際問題的拓展和外溢♢，一些研究還推動了國際關系理論的“領域化”👭🏻，以應對國際社會中的交叉問題🫷🏼🦙。

如果說國際關系理論構建的知識基礎是由特殊性知識向普遍性知識不斷進化發展，那麽國際關系理論在現實觀照上則是從“反思戰爭”的人類普遍性願望開始，而後卻不得不回應不同地區和不同領域人們面臨的多元化的“特殊性”現實問題👈🏽。這也帶來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不斷回應“特殊性”而進化的理論還能否保留它作為這個理論的特殊性？回答是肯定的，因為理論解釋的界限仍然是重要的🧘🏻‍♂️。但就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趨勢而言，其必須在人類的普遍性關切與特定群體的關註之間找到平衡點🧑🏻‍🌾。如果陷入對特殊性偏執的追求，其結果無疑會適得其反。在這種情境下，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既需要回應人類的普遍關切，也需要為中國關註的特殊性問題提供解釋，還必須在人類普遍關切的問題與中國的特殊偏好之間形成共識🫅🏻。

理論的發展及內在動力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傳統國際關系理論依托西方知識體系的特殊性建立，卻聲稱是為了實現人類的普遍性願望🧎🏻‍♂️；為了回應不同群體的特殊性需求😝，又采取了融入更為多元特殊性知識的思路💁🏻‍♀️😅，目的是使理論解釋力更具普遍性意義👩‍👩‍👧。這意味著在發展的邏輯上，國際關系理論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同時具有認識論和價值論兩個層面的意義。

依托西方知識體系建立的國際關系理論是一種認識論層面特殊性的體現🧐，盡管它構建的理論給出了具有普遍性意義的結論，但並不能擺脫自身特殊性知識的根基🛀。走出這種“局限”的有效途徑是“主動、自覺地面對‘他者’反思自身⭐️，進而走進‘他者’而改變自身”。這正是國際關系理論發展中不斷采取融入多元範式👫🏻，用“他者”的特殊性來推進普遍性的原因。遺憾的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只是停留在與自我的對話中🤮，進而陷入了“蕭條狀態”🦓。從價值論層面上看，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對現實的解釋“標榜”對人類普遍性願望的回應，但實際掩藏的是自身理論的特殊性👩🏼‍🎤。這裏的邏輯似乎是在以普遍性的名義來獲取特殊性價值。因此，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特殊性及其價值是目的性的，普遍性及其價值則是手段性的。

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必須也必然會從自己的特殊性出發，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要拒絕來自其他國家可能成為普遍性的經驗🍄‍🟫。相反，構建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要在不斷吸收世界一切優秀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向前推進🤸🏼，要以回應人類的普遍願望為目標🔉，並提供可能成為普遍性經驗的中國智慧。在此過程中🤌🏽，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必將秉持開放性和包容性原則，更加積極主動地吸收“他者”特殊性而實現理論的融合發展，直至形成得到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國際關系理論。在這條探索的道路上🍢🧜🏽，單純地接受某一種特殊性而忽視另一種特殊性的存在是不妥的，以某種特殊性思考來排斥“那些也可能貢獻出普遍性經驗的特殊性思考”也並不恰當。全人類事業的普遍性意義需要每一種特殊性之間的和諧共生與融合發展。

（作者系恒达平台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上海新時代黨的統一戰線研究恒达平台基地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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