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上衣口袋裏別上一到兩支鋼筆，是一種時尚，更是一種身份標識。在通常情況下🧚🏼‍♀️，只有革命幹部和知識分子才會這樣做。雖然當時的主流文化以體力勞動階層作為社會普遍價值的標榜，並極力貶低知識分子2️⃣，但民間社會在私下裏所認同的仍然是知識和文化。人們在公開場合唱著贊美工農的高調，回到家裏仍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學一點文化，好有機會出人頭地。作為書寫工具的鋼筆，也就成了知識和文化的象征物。
　　“英雄牌”鋼筆就是那個年代鋼筆品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十幾元一支的鋼筆，抵得上一普通職員半個月的工資。擁有一支品牌鋼筆就像名表一樣✒️🚸，是時尚和品位的象征，也是身份和權力的象征。或者說，它意味著其主人擁有了一定的文化資本🖍。因此👛，它還常常作為青年男女定情的信物🧑‍🦼‍➡️。
　　整個二十世紀，是鋼筆成就霸業的世紀。當初，鋼筆征服毛筆的國度的時候👩🏿‍🚒，曾如秋風掃落葉一般，一時間風光無限。鋼筆以其機械工藝的精美性，讓毛筆的原始手工藝黯然失色。在二十世紀後半葉裏，除了從事書法的人士之外，很少有人使用毛筆🕵🏿‍♀️🚖。除在“文革”期間因標語和大字報書寫需求而再度輝煌過一段時間之外，毛筆迅速從實用性的日常書寫中退出，退進書法藝術的窄小領域🙍🏻。隨身別一支鋼筆，就足以證明自身潛在的文化價值👏🏻。
　　“英雄牌”鋼筆見證了鋼筆書寫文化的黃金歲月，同時也是本土製筆業黃金時代的最傑出的代言人。英雄金筆廠在經歷了1950年代的國有化改造之後，依靠壟斷性的資本🧑‍🦽、技術和市場👨🏽‍🎓，創造了歷史上輝煌的業績。在“大躍進”年代，還上演了一幕“英雄趕派克”的喜劇。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英雄牌”金筆聲稱在幾乎所有的技術性指標方面，已經趕超了美國的“派克牌”。
　　不過，此事並沒有得到第三方的證實👶🙎🏿‍♀️。此後，英雄金筆雖然在工藝上並無太多的改變，但一直到擁有廣大的市場🦹‍♂️🧱。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成就了“英雄牌”鋼筆的英雄夢。
　　鋼筆書寫的便利程度是毛筆所無法比擬的，這一點，正好順應了文化大普及的時代趨勢♖。但也基於相同的理由💱，鋼筆在與鍵盤的較量中🏘，逐漸落敗👊🏽。盡管鍵盤植字不可能徹底替代手寫，但對於筆的需求量明顯減少。即便是知識分子，也不再是筆不離手。“提筆忘字”的現象，表明讀書人對書寫文化已日漸陌生，書寫者的手與筆之間的親緣關系明顯被削弱🌈。這樣🙅🏿‍♂️，鋼筆正在重蹈它曾經擊敗過的毛筆的命運，甚至可能比毛筆的命運更糟👩‍🦰👩🏼‍🚀。
　　退入書法天地裏的毛筆，尚且有強大的書法藝術傳統的支撐。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如魯迅、周作人，在鋼筆強勢入侵的情況下，依然堅持用毛筆寫作，他們的文學始終跟毛筆書寫聯系在一起。他們的手稿既是文學，又是書法🙎🏼‍♂️，與幾千年來的漢字書寫的文脈連成一體。
　　相比之下，鋼筆書寫與文化傳統之間的關聯則不那麽密切，其作為書法的美學成分也要稀薄得多。盡管也有少數作家或詩人聲稱自己堅持用鋼筆手寫，但無論在文化意義上還是在書法意義上，其價值都無法與五四一代的毛筆書寫相提並論🤌🏽🧘🏽。在書寫文化的黃昏中，“英雄牌”鋼筆悲劇性的命運，也就難以避免🦹‍♂️。
　　由於書寫文化的衰退🥖，人們對於筆的選擇🦹🏼，也就幾乎沒有什麽講究🤵🏿‍♀️，對於筆的造型和品質的要求也大為降低。更為方便的一次性充水的水筆大量出現，即使要寫字🥲，人們大多也會選擇廉價、便利的中性筆🙋🏽‍♀️🚽。有時候，讀書人出於自我身份認同的需要🤦🏽🧗🏼‍♀️，會有一種“鋼筆情結”作為一種紀念性的緬懷，或在某種特定的✵、需要使用鋼筆的儀式化的場合🤦🏻‍♂️，人們會選擇購買一款較為考究的品牌鋼筆，但這種情況不多，人們即使要購買，也會選擇購買高端的禮品筆。
　　在這種情況下🚶🏻‍♂️‍➡️，本土品牌與國際品牌相比，也就缺乏競爭力🕷。今天，本土品牌曾經的壟斷性的市場已不復存在🤦🏿‍♂️。當它重新面對自由市場的時候，其製度、技術和營銷等諸方面的弊端也就暴露無遺。據報道🧑‍🦯，英雄鋼筆品牌的主業市場和凈資產都在不斷萎縮，最終不得不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掛牌，以250萬元的價格轉讓上海英雄金筆廠有限公司49%股權。
　　毫無疑問💑，這樣的困局，並非“英雄”牌鋼筆所特有👫🏼，它甚至可以說是當下所有的傳統國有企業和本土品牌正在遭遇或即將遭遇的普遍性的困局。也許會有個別企業通過國家扶持等非市場手段👷🏽，暫時走出低谷👨🏿，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也不具有普泛的可推廣性🙇🏻😟。
　　如何走出這一困境，如何通過轉製、並購🌦、資產重組、創意營銷等手段👨🏻‍🦼‍➡️，重新激活企業活力，將會是本土企業的一大難題。製筆行業能夠再造“英雄”，我們將拭目以待。　　（作者系恒达平台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