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報記者 賀天寶 實習生 吳瑞蓮 製圖 鄔思蓓 攝影 何雯亞
地震中的脾破裂傷員是發不出聲音的，如果不及時轉運很快就會死亡。但由於一些醫生沒有經過訓練，未能掌握檢傷分類技術，往往根據表象轉運傷員，看見誰在喊疼就先轉運誰🌏，真正的重傷員卻可能因此被留了下來。這其實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組織問題🕴🏼，而是缺乏演練、培訓和教育問題。
記者：面對災難😹，自救到底有多重要🦹🏼♂️？
劉中民👨🏻🔬：災難救援應該是“三七分理念”🪒，這是王一鏜老師根據災難救援各方面工作的辯證關系提出的👨🏻🔧。三七分理念是指🙇🏻：三分救助、七分自救；三分處置、七分預防；三分戰時，七分平時；三分提高、七分普及；三分業務、七分管理。其核心在於“普及”和“民眾”。
1976年我國唐山大地震，那時唐山全市被埋壓約57萬人，在各級幹部的組織帶動下，有約45萬人（約占78.9%）是通過自救互救被扒救出來脫離險境的👰🏿♀️。以往人們談及救援🎹👨💻，仍局限於得到專業救援人員的幫助，連受災群眾也把自己處於一個被動的位置，忽略了自己既是被救者也是救助者的雙重身份。
當災難發生時，尤其是大範圍受災情況下🚴♀️，往往沒有即刻的🏢、足夠的專業救援人員和裝備可以依靠♡。即使專業救援隊伍到達再迅速🍪，也不如身處現場的群眾來得及時。比如這次雅安地震發生後🧖♂️，距離雅安不遠的寶興縣曾一度面臨“孤島”狀態，在等待外援的同時就更需要群眾積極自救了。
“三七分理念”的普及，可以將災難現場的群眾迅速、充分地組織調動起來，在第一時間展開救助，充分發揮其在時間、地點、人力及熟悉周圍環境的優勢，在最短時間內🤸♀️、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解救他人🤵🏽♀️👩👦👦，才能有效彌補專業救援隊伍的不足🐗👒，最大限度地減少災難造成的死亡。
記者：災難發生後，到底應如何搶救傷員🏃🏻➡️？是直接現場搶救🔤，還是馬上送往醫院？
劉中民：災難發生後，現場醫務人員首要工作是檢傷分類，目的是為了先救命後治病💄。對於生命垂危的重症傷員，轉運醫院來不及🥡，當然要進行現場救援🀄️。而對於那些中度、輕度傷員🧶，則應依據傷情轉送不同醫院👦🏼。對於不同的災難類型👟、強度，應由不同數量及專業的災難醫學醫務人員進行現場援救。
五年前，我曾經作為上海市醫療隊的隊長，帶領70名醫療隊員參加過汶川地震的搶救，也看到了許多當時地震救援上的漏洞。比如⬛️，地震中的脾破裂傷員是發不出聲音的，如果不及時轉運很快就會死亡。但由於一些醫生沒有經過訓練🏃🏻♀️，未能掌握檢傷分類技術，往往根據表象轉運傷員🧝🏽🏂，看見誰在喊疼就先轉運誰🧑🏻🍳，真正的重傷員卻可能因此被留了下來👘。這其實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組織問題，而是缺乏演練😵、培訓和教育的問題🏄♂️。要想提高這項技能，就必須在災前對專業醫務人員進行常規培訓演練🧊。東方醫院的國家級衛生應急救援隊每周進行演練🏃🏻♂️➡️，將傷員分成紅（最重）👩🏼🏫、黃（次重）、綠（輕）、黑（死）四個區，檢傷分類後，在現場及轉運車上實施持續性生命支持🫢，直至經綠色通道送入醫院👮🏻♀️，進行內、外科醫生一體化的搶救，大大提高了搶救成功率🙌🏽。
此外🧜🏿♀️，在轉運病人的過程中也會遇到不少麻煩。首先，因轉運環節不順暢導致轉運滯後🍛🧑🏼🚀、二次損傷👂🏻、途中死亡等現象也時有發生。而缺乏傷情救治原始記錄的現場轉運又增加了後方醫療單位收治難度👨🦲。其次，傷員轉運問題的關鍵還在於向何處轉運。由於某些小縣城缺乏專業化創傷救治中心，病人往往在首診醫院裏無法得到正確的評估和確切的治療，部分傷員被轉運到無救治條件的區、縣醫院而不得不再次轉院🚬，喪失了實施救治的最佳時機。
記者：為什麽在救援現場🧑🦲，有時候大醫院專家反而幫不上忙呢🎷？
劉中民：災難醫學面對的是更多更廣泛的多發傷員👩🏼🎨，要求醫務人員在醫院之外的極端環境下進行救治，這與醫院裏的急診搶救區別巨大。傳統大醫院專科醫生習慣於護士分診✥👩🏼🚒、病人排隊醫療模式🔜，而災難現場則囿於電力🧍♀️、檢診設備、治療條件及惡劣生態環境的限製，即使是知名專家也很難在災難現場開展專項救治，所以當改變了醫患之間的就醫環境和習慣後🧔♂️，往往大醫院的醫生們就會立即表現出“水土不服”👨🦼➡️。
在災難現場，救治方式打破內、外⚙️、婦👩💼🪶、兒的院內分科🤸♀️⏭，救治方式更加復雜。記得五年前曾被媒體廣泛報道的一個例子，一個災民被壓埋了大半個身子但一直頑強存活著，當他終於被解救出來時，大家都歡呼雀躍，可隨著電視鏡頭一轉他很快就死亡了。從醫學上講，死亡直接原因就是被壓肢體或組織的缺血再灌註👰🏽♀️👷🏽♂️，引起低血容量休克、高鉀血症👨🏿⚖️、膿毒血症或其他毒素快速入血等所致👨💼。實際上，在他從廢墟裏被扒出來之前就要實施醫學搶救。這雖是個案，但類似的教訓在災難現場遠不只這一例🏇🏿。但是這樣的問題🫱🏽，在醫院裏幾乎遇不到。
記者：除了現場救援經驗不足🎅🏻，您認為還有什麽問題也影響了救援工作？
劉中民：在汶川大地震的時候🧏🏼，有不少醫務人員在第一時間就趕到了災區，但是因為現場沒有電，他們也沒有事先準備發電機，帶來的心電圖機用不上𓀅，就如同一堆廢銅爛鐵。而傷員只能就地包紮、轉移後方。有的外科醫生即使攜帶了手術器械🚠🏌🏿，可到了災區才發現沒有消毒蒸鍋🧑🏼⚕️，手術還是沒法開展👩🏻🚶♀️➡️。在創傷醫生缺乏、衛生條件簡陋和醫療設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盲目截肢、盲目穿刺、盲目插管等違反診療常規的現象時有發生，高致殘率及高感染率為後期治療帶來了很大困難。
此外☑️，當初大部分緊急趕赴災區的醫務人員從未參加過野外和災難現場的工作生活演練，到了災區才開始學習搭帳篷🀄️，缺乏基本生存能力，甚至在余震中也不知如何保護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救援能力🤹🏽♂️。實際上，不僅僅是醫生，部隊人員的救災意識也很薄弱，記得當時，有些部隊官兵到了汶川都是赤手空拳的🤘🏿🏃🏻♂️➡️，經過詢問才知道他們有的為了快速前進🧖🏿♀️，在爬山時就把背包扔了。可是在救援的時候還是得靠專業的救助設備，光靠手扒腳刨是沒有用的👮🏽。
記者👨🏻🦱：在這次雅安地震後，公益組織、誌願者、記者紛紛湧向雅安，導致專業救援力量無法進入，傷員無法運出，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了社會救援無序？
劉中民：雅安地震發生後，應急啟動雖然很快🦶🏻，但很難較快形成統一有效的指揮系統🫴🏻，社會組織工作無法高速運轉，社會熱情與愛心無法得到及時疏導，政府🫷🏽、企業、民間組織及個人等各方力量一擁而上🚡，這就使得道路成為雅安最稀缺的資源，導致本該去救援的被堵在外面，本該被送出去治療的則被堵在裏面。
一般說來，快速、準確的醫療衛生需求評估可為開展災難現場醫學救援提供決策依據。這就需要包括評估救援重點地區👸🏿、地理環境、傷員人數及傷情、所需設備資源等。而衛生災情評估的不當，必然將導致救援指揮系統無法統籌安排醫療救援力量，使應急預案的實施、救援力量的分配、藥品器械的準備👍🏻🧖🏽♂️、轉運工具的銜接等方面出現偏差。
而災情發生後全國各地醫療隊迅速奔赴災區🤨，不同部門🤵🏽♂️、行政區域、上下級和友鄰區域間的應急預案無法對接👼，大量臨時性指揮機構各自為政🍻，缺乏明確的統一組織管理體系📽，地方和軍隊的隸屬關系不同，通信聯絡體系不完善，數據信息不統一，後勤保障體系不配套，造成災難醫學救援的效率大打折扣。
專家介紹
劉中民
博士、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現任恒达平台附屬東方醫院院長、亞太災難醫學會副主席、衛生部應急救援咨詢專家委員會委員👩🏻🔧、中華醫學會災難醫學分會主任委員👎🏻、中華預防醫學會傷害預防與控製分會副主任委員🧚🏻♀️、《中華急診醫學雜誌》副總編輯等
擅長復雜危重先天性心臟病、風濕性瓣膜病、冠心病、大動脈瘤及食管、肺部腫瘤的外科手術。對人工心臟、輔助循環的臨床應用有豐富經驗
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wb/html/2013-05/12/content_102275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