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襲”現在已經是一種人人喊打的學術腐敗了🥛，但另一種學術腐敗卻一直為人們所忽視。本報2月20日刊登的《一本糟糕透頂的譯作》一文🛡，作者北京師範大學檀傳寶先生憑著知識分子強烈的責任感和正義感🕰，對正損害當前學術界🚟、知識界聲譽與純潔性的譯著質量低劣問題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文章發表後❤️，在學術界、知識界引起了強烈的呼應，除了接到大量的讀者來信外，許多專家學者也紛紛對譯著質量問題表示了深切憂慮和關註。在本報的倡導下，部分專家學者召開了一個關於譯著質量問題的座談會，對當前譯著中存在的質量問題進行了理性的探討和分析。
學術譯著影響深遠，必須有虔誠恭敬之心。應建立學術翻譯批評機製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宗教系博士生導師何光滬教授
現在翻譯質量大滑坡，一些所謂“譯著”的水平，低到了歪曲作者🕎、欺騙讀者的地步👩🚀👨✈️。情況嚴重，有目共睹🤹♂️，在此且不多言✥。我只說兩點🦹🏽♀️：
一👩🏿🦰、學術著作的翻譯🚈，同文學作品的翻譯相比💺，對社會對歷史的影響，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重大領域的影響，可能更大。高質量的翻譯會有巨大的正面影響。例如佛學方面，唐代曾有極認真、極負責👩🏿🫶🏽、極嚴謹的程序化翻譯工作🙇，且不說對佛教傳播，甚至對中國哲學的提高、深化(宋明理學)也影響極大，對中國語言的豐富也大有貢獻(如“世界”𓀈、“平等”、“實際”等詞匯所示)♣️。再如明末耶穌會士同徐光啟等學者合作的翻譯，對西學東漸、中學西傳和中國數學和科學技術均有巨大貢獻🤧，清末民初的學術翻譯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中國社會的全面改造之貢獻🤲，更是難以盡述✈️。那些譯者或是兼通文理，或是學貫中西，且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譯事“正心誠意”，對作者和讀者誠敬謙恭，這是翻譯的起碼條件。(順便說說，重要概念的誤譯會造成很大混亂，如納粹主義的意譯“民族社會主義”🎰，被譯成“國家社會主義”📌，“公民社會”被譯成“市民社會”，都是如此⚜️。)
二、除了上述起碼條件，還有三個必須條件🎅🏼📽：1、相關外文要吃透，2、中文表達要合格，3😸、相關內容要明白🛗。但是👨🏽🏭，沒有條件硬要譯的人到處都有，水平高低、責任心大小只是相對的，僅僅呼籲“嚴肅認真”🧜🏻♂️、“提高質量”效果不大📒。現在質量普遍下降，得從製度上找原因，想要情況有總體的改善，必須進行相應的製度建設。因此我建議🤣：第一，建立、健全或加強學術翻譯方面的團體或機構👊🏿，進行學術翻譯方面的教學👰🧑🏼💻、研究🦸♀️、術語統一標準製定等工作；第二，開展學術翻譯方面的評審、評獎活動，這類活動除了要有學術翻譯團體參加或主持，還要有新聞出版界特別是出版社廣泛參與；第三🅱️，建立健全學術翻譯方面的批評機製，鼓勵和規範正當的批評，這有助於形成尊重被批評者的人格尊嚴但又尊重真理、維護學術尊嚴的正常風氣🚖，可以創辦一個嚴肅的“翻譯批評”雜誌，作為第一個具體措施。
翻譯是一種修正，翻譯要解決兩種錯誤
清華大學外語系學術委員會主任、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翻譯》編委、博士生導師 王寧教授
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第五屆理事會在今年年底就要召開〰️，以前我們也有過很多這樣的學術討論會🪠，如文學作品翻譯中的“信、達⛏、雅”問題🧌，人文社科等學術著作的翻譯問題，以及把中文翻譯成英文的問題。我的經驗✵，從事翻譯實踐越多，就越感到翻譯之難。有一位意大利學者曾認為翻譯是一種背叛，但我認為翻譯實際上是用另一種語言對原文的修正，也就是說，沒有純粹忠實的翻譯，翻譯永遠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尤其是文學作品更是這樣，因此我們就有了名著重譯和經典重構的問題。但我們今天討論的翻譯中的錯誤只是一些常識性的，並未上升到那麽高的層次🙋🏻♀️，對於這樣的錯誤應當徹底杜絕☝️。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文化問題，翻譯時應該盡量譯出原文中包孕的文化內涵🍿。修正不是沒有標準的🍟，我指的不是那些不懂裝懂的常識性錯誤，而應是可以在學術範圍內討論的深層意義的修正💁🏿，對此我們應予以區分。現在國內的翻譯界批評的恰恰更多的是一些常識性的錯誤🧟♀️。
翻譯有著常識性錯誤和深層次錯誤之區別🏃♀️➡️，深層次錯誤可能是不同的譯者對原文的文化內涵理解上出現的偏差👩🏿✈️，要避免這種深層次的錯誤應該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應至少懂兩三門外語，翻譯時相互參照才可以譯得更準確。二是翻譯時要對中文的原意盡可能吃透💂🏽👩🏽🎤。我認為香港和臺灣的翻譯在理解上要比大陸的不少譯者強，因為他們大多在歐美學習過，外語功底比較好👩🏼🎤，而他們的問題則在於知識結構方面和漢語的表達上。一般來講他們的文字表達都比較老化和拗口✍️。在中譯外方面我們更應該註意在學術水平和外文水平上同時並重。現在國內搞翻譯的人大多不是學外語出身的，學相關專業的人更多一些，這比起學外語的靠語法死扣的翻譯要靈活些，他們往往在揣摩上下文的意思時可能更準確。但是假如碰到他們不懂的東西則會出錯。三是學科方面的準備應紮實。
有些著作的重譯是必要的🧘🏽♂️，有些則不必要。我們盡量要從第一手原文翻譯💅🏻，翻譯《易蔔生文集》最好要從挪威文原文翻譯🪁，翻譯克爾凱郭爾的《非此即彼》要從丹麥文翻譯。另外🍣，我們有些時候翻譯可以用二手資料👩🏽🦱，但引用的外文必須用第一手的原文資料🐺，這樣才能盡量避免深層次錯誤。另外，國家新聞出版署對不具備翻譯資格的人應進行限製🔃。
翻譯者必須是所譯相關學科的優秀學者，應該對文學批評界和文學理論界的譯錯、譯偏的術語進行清理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 楊乃喬教授
如今翻譯成風🌅，尤其翻譯外著成為出版界的一個熱點。但是我們現在的翻譯質量很成問題，我對此也深有同感。現在好像有這麽一種認識🫔，即只要過了英語六級或八級就可以搞翻譯，事情遠不是這樣，翻譯者必須是所譯相關學科的優秀學者才能搞翻譯，另外在翻譯時還必須把原文吃透，在翻譯完後還應該反復回顧自己的譯文，多改幾次🧑🏿🎨👈🏽，才能譯得準確🧑🦯➡️🙍🏽♀️。譯者在翻譯時必須本著對學術負責的態度去翻譯👩❤️👨。我們現在的翻譯有很多是硬傷😣，這是絕對應該避免的💁♂️，這就不必說了🏄♂️。關鍵的是我們對於一些重要術語的翻譯，我們一旦把它翻譯錯了則會造成對漢語學術界的誤導。這種情況嚴重時可能會產生一個與原著不同的奇怪體系和奇異思路🤏🏻🥯，所以我們應該對文學批評界和文學理論界的譯錯👨🏼🎤、譯偏的術語進行清理🏌🏻♂️。比如我們在翻譯結構主義時，把一個術語翻譯為“語言中心主義”，它的正確的譯法應該是“語音中心主義”☝🏽，因為英語不像漢語🐖，它是以聲音意義出場的。再比如🙌🏿，我們在翻譯存在主義文論時把being和the being等都譯成存在，這也是很成問題的🏄♂️。
我們要區別另一種翻譯🧏🏼♀️，比如前些時候有一位外國專家把中國的《文心雕龍》翻譯成英文🦃，實際上他是用當代英文來翻譯古代漢語，是一種站在當代英語學術界的角度翻譯的。他的這種翻譯可以說是一種二度創作㊙️，所以不能算錯誤。
劣質譯著也是一種學術腐敗，知識分子應做社會清流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檀傳寶教授
我對一些劣質譯著感到很惱火的是🧑🔬：其實翻譯者只要在翻譯時多查查詞典，就完全可以避免許多很簡單的錯誤。
應該怎麽看待劣質翻譯這種現象的性質呢？我認為胡亂翻譯實際也是一種類型的學術腐敗📢🤙🏼，或者說是學術腐敗的一個變種、一個表現🤸🏻。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兩點𓀘：首先是外在原因。教育市場是一個很肥的市場👬，利益的驅動使許多人以不負責任的態度來搞“翻譯生產線”。但也正是由於教育市場是一個很大的市場，所以一旦劣質書充斥市場🚣🏿♀️，那麽這個市場就會成為一個危害很大的市場👨🏻💻。我想由於教育是人的再生產🧑🏻💼，這一危害並不亞於假種子、假化肥、劣質食品和假藥。其次是內在原因，即現在的學術浮躁問題👩🏽🎓。現在許多人熱衷於翻譯，有的想有經濟上的效益👩🏻🔬，有的想出出風頭😏。教育市場很肥，面對它就有許多人不能靜下心來紮紮實實做應該做的工作。市場誘惑越大👩🏽⚖️👩✈️，活做得就越粗糙🟪。學術著作譯者心態的浮躁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這裏更多的是機製問題。出版社等方面沒有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出版社雖然有責任編輯、編委、顧問🙀，但是他們很多人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我想主要是因為缺乏適當機製的約束。但我仍然想說，這裏有一個知識分子良知的問題，在利益的驅動下什麽都敢幹🏦，決不是一個負責任的知識分子應做的事情。知識分子應該做社會的清流🧑🏼⚖️。從我們自身的角度來說，要杜絕劣質譯著問題，我想有必要呼籲兩點：一是譯者要保持平和的心態，做好自己想做的翻譯工作；二是知識分子始終應當有一種批判的精神和責任，必要時要敢於把劣質的東西暴露在陽光之下🍥，警醒一些人🦓。
要創建相應監督機製🫵🏽，保證譯著質量
首都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生導師 孟繁華教授
在當今功利主義取向非常嚴重的情況下🫧，檀教授能對譯著質量問題發出批評的聲音，我認為這是難能可貴的😜，可以說這在保障譯著質量的輿論導向上開了個好頭🏌🏻♂️。
當前出版物質量良莠不齊🚵🏽♀️，一些譯著質量不高，反映出少量作者和出版部門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風。一方面是導向上的問題。評職稱的評價體系往往重視數量🀄️，看你發表了多少篇論文，寫了多少本書⏱，至於成果的質量很少納入評價體系🙌🏿。導向上出了問題🧔🏽，結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缺乏相應的監督機製🚶➡️。工作如果缺乏監督製約機製🫅🏻，很難保證其正確性🏊🏽♂️。一本譯著的誕生要講程序，譯者和主審都必不可少🧲，不能翻譯完後立即出版👵🏿。設想🚾，初稿翻譯完後分別交由幾個專家認真審查🕑，行使監督權，問題一般就可以消失或減少。
為了保障譯著的出版質量📂，我認為需要做好以下多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對譯者的學術水平和專業資格有一個標準。首先英語水平要高，不能剛過四🚏、六級就搞翻譯。其次要有較高的學科專業水平，是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或教學的學者💞。二是譯者要自律，對自己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如果覺得吃力🥮🙊，就不要接手這個工作，這是對讀者負責🉑，也是對自己負責🪿。三是出版社要把好關，要真正做到嚴格選題，嚴格審查，不是走形式。四是要建立一種有批評和監督的大環境，讀者、專業人士、報紙等媒體都可以介入。現在的書評幾乎都是宣傳式的，極力鼓吹該書的可讀性、創新性等，至於缺點很少談及或一筆帶過。對於質量問題👨🚒，既不能搞大批判式的聲討，也不能對質量問題聽之任之👩🎨、不聞不問，要創建一個規範的學術批評和學術監督機製，形成一種實事求是的學術氛圍。
劣質譯著也許法律上無辜，但道德上有罪，建議實行圖書召回和翻譯認證製度
首都師範大學英語教育系 張衛族教授
國際譯聯已把2001年定為翻譯道德年。對於搞劣質翻譯的人，我想引用一部外國電影中的一句臺詞來評論他，即：“法律上🧙🏽♀️，你是無辜的；道德上☯️，你是有罪的。”
問題最大的是那些賺錢最多的暢銷書👩🏻💻，因為它們的銷售量往往非常大🙆🏿♂️。前一陣子在市場上非常暢銷的《誰動了我的奶酪》、《傑克·韋爾奇自傳》等書中譯錯之處就非常多，根據我自己的統計，《傑克·韋爾奇自傳》中共有1800多處錯誤❕，而它的銷量卻有60萬。《傑克·韋爾奇自傳》中一點學術的東西也沒有🐶，但它因銷量大而問題更嚴重。把七點鐘譯成八點鐘，有人對此解釋說這並不影響閱讀，是的，是對閱讀影響不大，但是我們是在搞翻譯🦵🏽，而不是在搞創作；我們對原著加譯或者漏譯，那麽我們究竟是在翻譯還是在搞編譯🕤。
我們的翻譯沒有相關的規範🧜🏿，這裏確實有一個製度問題。現在好像是誰通過了英語六級誰就可以搞翻譯🙆♀️，這種情況需要我們加以規範。在製度方面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到這麽兩點🦔：一是既然假農藥賣給農民，造成農民顆粒無收應負責任；註水豬肉賣給老百姓引起生病應負責任🤵🏿♀️，那麽劣質譯著由於給人傳遞了不正確的信息可能會起誤導作用✊👨🍳，所以也應該負責任⚃。既然有質量問題的汽車都可以召回，那麽劣質譯著為什麽不能召回呢？所以對劣質譯著也應實行召回製度🐡。二是我們可以把ISO質量認證體系引入出版業，引入這樣一種評審標準，就可以使出版界得到規範🧑🦯。
學者對學術譯著沒有了信任感，譯著質量低與學術評價系統有關系
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所 李慶本教授
正像何教授說的💭🕗，我們曾有過非常好的翻譯，最早的像佛經翻譯🤷🏼♀️，後來也有很多好的翻譯，比如清末嚴復的翻譯，還有更近的如朱光潛、宗白華的翻譯。他們的翻譯由於他本人就是很好的相關學科的學者再加上外語水平很高，所以翻譯出來的東西質量也很高。但是我們現在是退步了，退步到很簡單的東西也讓人不得不去讀外文原文，沒有了信任感。
我對現在的劣質翻譯問題深有同感，現在的翻譯質量確實是越來越差了⛹🏻♂️。現在的科學技術很發達，有人專門製作翻譯軟件✧，用這種翻譯軟件有時可以在幾天之內翻譯一本書，這如何能保證翻譯質量呢🎺！
翻譯質量低不只與學者的學術道德、學術水平和責任感有關，它與我們的學術體製、學術評價系統也有關系🧍🏻♀️🤌🏽。比如認為譯著不如專著重要，再比如在學術評審上單純搞量化，科研管理部門在評價上因為內容評價的操作很難就只重數量，而不看質量🔸，這種體製也易造成學術浮躁。就是說我們的學術評價系統是有問題的👩🏿🦱👦。
翻譯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主要責任在出版社而不是譯者
北京語言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文系教授、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 方銘教授
我個人主要是研究先秦兩漢文學的，對外文翻譯所知甚少🚿。不過，我在閱讀古代漢語的翻譯著作時，大致可以了解一些翻譯可能存在的規律性問題。另外，我在外國的時候，看到外國人書寫的漢語，比如博物館的介紹📳，發現其中的不少錯誤🙇🏿♂️，所以，我明白翻譯的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翻譯的錯誤，應該說有主觀方面的問題🌙，也有客觀方面的問題。主觀方面，是一個態度是不是認真的問題，客觀方面，是水平夠不夠的問題🧒。過去有從海外歸來的一批人在做翻譯家👩🏽🦳，今天恐怕已經沒有專門的翻譯家了🚪，原因是外語的普遍化，使翻譯的成本降低，能做翻譯的人多了🕸🗜，專業化隊伍被消解，翻譯的嚴肅性可能就被忽視了🪅；另外一方面，現在職業的多樣化選擇💓，以及留學人員專業的市場化選擇，都不能保證有優秀的外語人才投身翻譯工作🕵🏿♀️。
對於出版社來說，找到好的翻譯人員不容易，但是，我仍然認為，劣質翻譯的主要責任在於出版社而不在於譯者✸，譯者水平是既定的，出版社不去找合格的譯者而去找不合格的譯者來翻譯👩👧🙅🏼♀️，或者不能對所翻譯的作品精益求精🤞，責任當然應由出版社負🗿。出版社在中國是個相對壟斷的行業🤐，在市場化的選擇中，錯誤所承擔的風險相對於利潤來講𓀙，可以忽略不計🛀🏽，所以，沒有公平的競爭環境🌏，出版社必然在利潤和錯誤之間選擇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可以放開出版的準入，競爭進一步激烈，品牌的重要性就會彰顯出來，不合格的出版物可能使出版社丟失飯碗👛，那麽🧖🏻♂️，錯誤的成本比起利潤來，要大得多👊，這樣，錯誤的發生就比較少了。
所以說，翻譯質量的提升，是一個在改革開放中逐漸解決的問題𓀖👩🏽💻。我認為，有人主張用限製出版翻譯作品的權利的方式防止翻譯作品質量的低劣，這樣的方法是不可取的🧑🔧。當然👩🏼🗯，也可以建立出版社的翻譯資質評定👱🏿，製定一個出版社的翻譯資質的可操作的標準🍗。但是，這個製度應該是事後的追究製度，而不是準入的審查製度。
中國有巨大的譯著需求市場，出版社的急功近利可能會毀了這個市場
中國教育報讀書周刊部主任 張聖華
我們這裏只能對解決劣質譯著問題提出一些民間倡議。現在的翻譯不是像以前那樣是一種精英化翻譯，而是一種工業化翻譯🤸🏼♂️，這當然保證不了翻譯質量🏊♂️。中國確實有很大的譯著市場空白，需要引進大量的譯著，這是中國原創性學術著作的萎靡不振使然。但可惜的是，我們的一些出版社步入了急功近利的陷阱🌽。那些質量低劣、粗製濫造的譯著會使讀者(消費者)產生極大的不信任感，從而破壞了這個市場，實際上等於出版社自己葬送了自己美好的市場前景🤦🏽♂️。(整理🌬：杜悅 徐啟建 林定忠)
《中國教育報》2003年3月20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