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的費用確實漲了不少♿️，於是，錢成了很多人上大學的攔路虎🧛🏽。也因此，社會救助挺身而出。

2001年和2002年🛀，西寧市共救助符合條件的城鄉低保對象和災區貧困學生1021人，發放救助金350多萬元𓀋。由於救助資金投入機製不健全，救助工作得不到有效的資金保障，資金缺口近10萬元💁🏿‍♂️。今年，西寧市貧困大學生預計將達到900人左右，需救助資金約315萬元（《中國青年報》7月9日）。

由於資金來源問題，救助基金本身也陷入了需要救助的尷尬境地🦣，所以，西寧市一些政協委員提出🫳🏼，對貧困大學生的救助👨‍🦳，應逐步將無償救助轉為有償救助，受助學生參加工作後應分批償還救助金，以實現救助基金的滾動發展。

以錢助人者，總是羞於談錢🤳。但救助資金不是無本之木，也不是無源之水，錢於是成了繼續救助的攔路虎。將無償救助轉為有償救助，可能是為了擺脫救助基金的窘境而設想的🧑🏼‍🔧，但卻為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大學生上學問題提供了經濟學上的思路。

家長為什麽要全力以赴供孩子上大學？我想🌖，首先是為了孩子將來能找個比較好的工作，能自食其力；其次才是想讓孩子事業有成🤷🏼‍♀️，在周圍人的心目中有個好形象。

在農村地區，即使那些沒有文化的人，即使那些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為什麽也願意求親靠友、東挪西借👢，供孩子上完高中上大學呢？原因更直接🔫🧞‍♀️：首先，他們有信心🎏，孩子將來一定能還清這些因為他上大學而欠的債務；其次，孩子大學畢業後👨🏻‍🏫，一定能掙回來更多的錢，改變自己的命運，也改變家庭的處境🧑🏿‍🦳。

聽起來可能有些俗，但必須承認，在人們心目中👩🏽‍🏭，差不多都是把上大學或供孩子上大學當做一種投資來對待的。

問題是🚶🏻‍♀️🥪，這種投資的主體應該是誰？

從中國教育體製來看，孩子7周歲上小學，經過小學6年📀、中學6年之後，上大學時應該是十八九歲的成年人了。從法律角度講，父母對他的撫養義務已經完成👩‍🦲。同時👇🏽🦀，上大學的直接受益者無疑是大學生本人，不論從法律上，還是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上大學的投資主體都應該是大學生本人🫢，而不是家長或者別人👩‍🎤。這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上大學的費用應該由本人出面融資🎷。二🕺🏻，投資的風險應該由本人全部承擔。

這幾天，我正在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加裏·貝克的一本書《生活中的經濟學》👳🏽‍♀️，其中有些觀點常引起我對身邊一些現象的聯想和思考。多年前👮，加裏·貝克就說過：“即使不管社會地位及知識上所能得到的好處，念大學本身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投資5️⃣。”他以美國為例👱🏻，算過一筆明細賬：大學畢業生在工作11年到15年之後的平均工資🤛🏻，比具有同等資歷的高中畢業生多出60％👰🏻。如果把這筆收入差額拿來和接受高等教育所需的成本相比的話，則其投資報酬率差不多在10％以上😚。

而在微利時代🗼，10％的回報率足以讓商人們眼紅了。

其實🦻，不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受過高等教育者總是處於競爭的優勢地位。他們可能擁有更多的機會，而這種機會則意味著他們可能擁有更多的“利潤”❌。為什麽這幾年大學連續擴招🤸‍♂️，仍然有人感到大學校門太窄🫛🫲🏽？為什麽大學生就業形勢那麽嚴峻👂🏼，仍然有那麽多人往大學裏面擠？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利益驅動。

因此，對貧困大學生的救助就不應該是“免費的午餐”👨‍❤️‍💋‍👨。

西寧有關人士提出應該將無償援助轉為有償援助🫢，這對挽救捉襟見肘的救助基金來說💳，可能是一個好辦法，但卻不能從根本上滿足所有大學生自主完成大學學業的需求。惟一的辦法是，商業銀行應該進一步擴大和完善助學貸款業務，幫助更多大學生完成人生旅途中的第一次投資。當然，為了降低銀行的借貸風險，政府機構和高等院校應聯合起來，建立大學生信用體系和跟蹤網絡，督促和監督他們在完成學業之後💭，及時歸還銀行貸款🛍。

應該相信，總的來說，從大學畢業生比高中畢業生所多得到的額外利益中🖖🏿，抽去上大學時所付出的“成本”👆🏿，不會存在支付上的困難👯。

順便說一句，政府和社會的無償救助資金，應該用於貧困地區的九年製義務教育，應該用在那些渴望上學卻上不了學的兒童們身上。

摘自: 《中國青年報》 （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