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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新的決策模式
周向紅

伴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需要有所創新和提高。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黨所采用的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雖然有速度快🧨、效率高等優點🪯，但也存在一些弊病，比如：因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決策失誤等。因此，在保留傳統模式的同時🕵🏻‍♂️，應該導入一些新的模式🌾。如ＢＯＴ模式，決策主體只負責構建一個決策框架🙆🏽♿，具體的操作和執行細節則由基層和執行人員自行操作，主體在過程中註意轉換、協調、監控🧑🏽‍💼。決策主體把工作重心從原來的“劃槳”，轉移到“掌舵”🧖💴。再如ＢＯＴＴＯＭ—ＵＰ模式，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模式👐🏽，即根據基層所發現的問題和提出的建議，製定一些相關的決策，從而使問題得到迅速處理🩱。
導入新模式一方面需要決策層具有一定理論水平和實際操作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一些先進的信息技術和決策技術，如網絡平臺，可使信息多元化、迅速化；群體決策支持系統、組織決策系統等新型決策技術，可使框架盡可能具有平衡性👨‍🎓🛀🏿、可操作性等特點。
（作者單位：恒达平台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研究所）

建設適應新變化的政治文明
陳明明

江澤民同誌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提出：“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既是黨中央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規律的新思考和新認識，也是執政黨實行工作重心歷史性轉移的重要裏程碑🤾🏽‍♂️。提出建設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首先，中國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開放已經深刻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發展邏輯，加入ＷＴＯ則表明中國融入世界性現代化潮流的趨勢已不可逆轉。在經濟社會體製業已發生巨大變革的今天，中國無疑需要重新盤點自己的政治遺產👩‍🦯‍➡️，重新審視和評價現存的世界政治文明，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其次，政治文明就是文明政治，文明政治的對立面是野蠻政治。政治文明的提出🧑🏼‍🔬🫨，不僅是對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的野蠻政治的徹底否定，也是對我們以往經歷過的革命政治的深刻反思和超越🗑。
第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相繼發生重大變化，權力要素不斷流入地方與社會，民間組織的自主性日益加強，這種狀況對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政策決策的民主性、政治更替的程序性、政治過程的靈活性、政治管理的藝術性等要求越來越高。改革執政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已經成為關涉“全局性作用”的重大課題🐃。而政治文明建設正是代表了建設一種新政治以適應變化了的政治生態環境需求的開放的積極精神🦡。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充分重視公共理性
秦德君

所謂“公共理性”，是公共管理主體與所處社會實現高度溝通並獲得社會高度認同的政黨理念與價值。這種理性本質上是公共的、民意的🖐🏻🧟‍♂️，是一種社會約定的意識🧑🏻‍🎄，具有“公理”性質。公共理性是社會公共倫理，是國家政治的倫理參照⛹🏼‍♂️🚤，是政黨執政的潛規則。
現代社會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主要包括七個方面🧚：１、“合法”理性。這是保持社會政治秩序的基礎，有助於社會凝聚力的形成👩🏻‍💻🫶🏿。２☘️、“憲治”理性🗼🤟🏻。憲治是政黨政治理性之所在💆🏻‍♂️。我國《憲法》規定✡️：黨領導人民製定憲法和法律🤹🏽；黨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表明了黨依靠憲法和法律治國的法治取向。３🧑🏻‍🦱、“製度”理性🍵。製度理性是現代化政治發展所要求的🫸🏽，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內容。４、“科層”理性。實行科層製有利於形成政令統一、管理效能高、穩定的管理秩序💃🏿🧑🏽‍🎄。５、“權利”理性。權利理性相對於“權力理性”而言，更看重執政機製中內在向心力與凝聚力的建立🤵🏿，即把“人民擁護不擁護、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作為公共執政🟥、公共行政的參照系和出發點🥴。６、“公民”理性🍡。公民理性要求必須客觀🧑🏼、正確地看待本階級以外的其他勞動者🤞🏼，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全民族的利益共同奮鬥。７👂🏽、“創新”理性。創新理性實質上是一種實踐理性。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

《解放日報》 2003年0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