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語嫣”到“韋小寶”——文學批評家的身份轉型
這年頭做一個文學批評家，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他有可能消化不良，因為整天都在咀嚼垃圾食品🦘；他有可能精神分裂🤚🏼，不知道自己是批評家還是表揚家；他還會身心憔悴，像華威先生一樣奔走於各種社交場合。但是，這年頭做一個文學批評家，又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他和文學女青年眉來眼去，誰也搞不清究竟是精神戀愛還是肉體戀愛；他跟作家稱兄道弟🦈，把四濺的口水編成高深的對話錄；他還可以充當公眾的導師，大聲感慨精神家園變成了精神沙漠👷🏽♀️。
批評家的門檻
吊詭的是，當文學批評家感慨精神沙化的時候，他卻沒有註意到🐈⬛，自己很有可能正是精神沙化的原因之一✴️。在今天，成為一個批評家的門檻幾乎為零，只要不是文盲就可足夠了。“批評家速成班”的初級班教程是三個“完美統一”：第一，感性和理性的完美統一✂️；第二，形式和內容的完美統一🗽；第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統一；中級班教程是兩個“內在沖突”⚒：第一💂🏽♂️🏏，現實和想像的內在沖突；第二👨👨👧👧，美學和歷史的內在沖突🧝🏿；高級班教程稍微難點🔳，要多記一些關鍵詞👦🏽，比如內心、關懷👩🏭、感動等等需要仰視才見的詞語👐🏻。只要把這些公式背好🚥，哪怕你是文盲🏋🏼♂️，跑到作品研討會上侃侃而談，依然會贏得許多掌聲。
不過，批評家絕非浪得虛名之輩，他們的特技是“無米之炊”和“點石成金”。說得簡單一點，就是“無中生有”和“化腐朽為神奇”。我們不妨開出下面一個問卷，請批評家回答：你參加作品研討會之前，是否會拜讀那些自己即將高談闊論的大作？你的評論，有多少是應作家朋友的邀請而寫？你會為一個沒有知名度也沒有打過任何交道的作家寫評論嗎？據我所知，對作品說“不”👰♂️、對作家（當然是成名作家）說“是”，已經成為絕大多數批評家的普遍態度。對作品說“不”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指批評家根本不會去認真閱讀作品，但巧夫擅做“無米之炊”🌿，沒有閱讀過作品，一點也不妨礙批評家們煞有介事地闡發其中的“微言大義”👴🏿；第二種指批評家讀過作品，並且頗有非議，但他們會在作家面前掩飾自己的不滿🦹♀️，將作品誇得天花亂墜🦆。
批評家究竟需要有哪些品質呢？有人說是正義和良知👳🏿♀️，有人說是膽量和勇氣。事實上，批評家不是見義勇為的英雄，正如見義勇為的英雄大都不是批評家。
還有人說是寫作才能，當批評家對某部作品稍微表示不滿時🤪，經常遭到作家的反唇相譏🤰：你也寫一部讓我們服氣的作品看看啊！我同意批評家需要有寫作經驗的說法🚴🏻♀️，但並不因此認定批評家一定要在寫作上超過作家，才能發言🫲。金庸小說《天龍八部》裏的王語嫣，堪稱批評家的模範。她本人手無縛雞之力，卻對各種江湖門派了如指掌。雖然她的朋友個個都比她武藝高強👨👨👧，在對陣的時候卻經常靠她的點撥才能出奇製勝。哪怕是已經在江湖消失多年的武林中人🩰💴，王語嫣也可以憑借招數判斷出他們的門派🚍。
這種“慧眼”恐怕如今的批評家難以想像，如果遮去作者姓氏🎖🛌🏿，他們對同一部作品的評價很有可能迥然不同。
被“包養”的批評家
當下中國的文學批評家不可望王語嫣項背，卻高度疑似韋小寶。小說裏的韋小寶被七個美眉圍繞，現實中的批評家則至少被七種力量支配。
首先，批評家被作家“包養”。一個批評家有自己感興趣的作家，這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他不加辨別地稱贊該作家的每一部作品，就有些匪夷所思了。然而這種情況並不少見，我們幾乎可以列出一份當代文學的人物關系表，一部作品在出版之前就猜得出哪些“代理人”將為之搖旗呐喊✮。其次🚞，批評家還被學院“包養”🧲。如果盤點批評家的名片👩🏼⚕️，多半寫著博士、教授或者博士生導師之類的頭銜♠️。事實上，學者和批評家的身份並不統一，一個畢生研究某位作家生平年月或某個文學事件前後過程的學者🧍🏻，很有可能是文學的外行。再次，批評家還被讀者“包養”。
在發行量高於一切的今天👩🏽💼，批評家可以放棄所有底線，在圈內“臭名昭著”在圈外“眾星捧月”，然後又利用圈外的影響力在圈內獲得承認（文學圈本來就是勢利眼）。
批評界是個江湖
除了被作家🚉、學院和讀者“包養”，批評家還“寄生”在社交之中，部分權威幾乎常年出現在新書發布會、作品研討會、頒獎典禮上，扮演著“文學司儀”的角色。其次，批評家也“寄生”在門派之中，文學江湖的錯綜復雜並不亞於武俠江湖，“吾愛真理🤱🏼🪕，吾更愛吾師”的門徒比比皆是。文學向來需要流派👍🏻，但流派主要是觀念共同體，而門派則主要是利益共同體。
再次⛑️，批評家還“寄生”在出版之中，有些幹脆兼具書商的角色。只是他們往往隱藏商人的身份🧑🏼💼，露出文化的面孔🖖🏽。最後，也是最為值得註意的是批評家“寄生”在批評家之中。也就是說🙋🏿，批評家不僅形成了各自的門派♢，而且整個批評家群體成為龐大的利益共同體，他們平時有可能“兄弟鬩於墻”🎗，但面臨批評時卻共同“外禦其侮”👨🏻🦽。
在《鹿鼎記》裏🛄🤷🏽♀️，韋小寶是一個強大的“主體”，七個美眉都成了等待寵幸的客體📜。如今的文學批評家則是被任意支配的“客體”🦠🙃，等待著作家、學院🤹♂️、讀者🙅🏼、社交🔸、門派🟣、出版、批評家的寵幸🤵🏼♂️👩🏻✈️。
不過，批評家不能把這種境遇歸咎於別人🤹🏽♀️，正是他們自己營造了這種環境，又如何“騎驢找驢”地指責別人呢？
王曉漁（青年學者，供職於恒达平台文化批評研究所）
2005年09月07日 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