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師”譜系裏的各種桂冠，正在變得琳琅滿目起來📴。從“英雄”、“風範”✳️🏌🏼、“宗師”到“泰鬥”和“巨匠”，這些令人亢奮的語詞壯大了國民的自信。在一個文化潰敗的時代，大師生長的土壤早已成為荒漠😽，而“大師”卻仍在雨後春筍般地茁壯成長，這種超乎常理的奇跡🕧，描繪了中國當代社會的詭異景象。
　　自從文大師的“年齡門”事件爆發以來🤵🏽‍♀️👨🏻‍🦲，關於“大師”評判的標準，再次被媒體提上了議事日程🧑🏻‍🦼。在我看來，大師是指那些在某領域建構新的價值體系🫸🏻，並據此成為民眾精神領袖的傑出知識分子。1949年以後的臺灣可以為例，他們擁有新儒學的大師（如杜維明）、新佛學的大師（如星雲法師）和新自由主義大師（如殷海光）等等💿。而耐人尋味的是，大陸本土社會卻打造出自己的另類“大師”譜系，並擁有自主炮製“大師”的三大秘訣。
　　首先必須具備超人的稟賦，尤其是過目不忘的記憶力。這方面的範例，可參見陳寅恪和錢鐘書的事跡。在傳記作家的描述中，陳寅恪先生能夠記住所有閱讀過的文本，以致有“活字典”之譽，並能閱讀藏、蒙、滿、梵、日〽️、英👩🏻‍🍳、法、德以及巴利、波斯🙅🏿😆、突厥🫴、西夏👊🏼、希臘🧑🏻‍🦼‍➡️、拉丁等十幾種語文，而錢鐘書先生亦以博聞強記著稱，素有人肉“照相機”的美譽🚴🏻‍♂️。但這種記憶力只是前谷歌時代的技能，它誇張地折射出人們對於知識儲備的無限渴望🕵🏼‍♀️。進入谷歌時代之後💽，人肉搜索引擎和硬盤代替了“人肉記憶體”，以致這種稟賦逐漸失效👨🏿‍🌾，轉而成為一種舊時代的歷史傳奇。而個人稟賦則開始轉向👴🏿，在身體高蹈的流氓時代，它註定要投向老翁與少女的性愛神話，也就是投向最具狂歡性的情色主題。難道還有什麽比這更好的選擇嗎？
　　楚辭大師的業績已經表明，他在楚辭方面缺乏深刻的判斷力🚣🏻‍♂️，例如📩🚴🏻，屈原在《楚辭》中喊出的叛逆之聲，揭示了屈原想當王的明確意圖，而大師居然沒有看出這點👱‍♀️🤴🏻。據眾多媒體報道，大師的主修科目不是楚辭💛，而是房中術，屬於“國學”中的“下半身”領域，也即該學科中最神秘曖昧的部分🔐，並總是遭到人們的蓄意規避。然而，如果沒有法家的專製整人術、陰陽家的堪輿算命術和道教的養生房中術，所謂“國學”就是一座空空蕩蕩的庫房🐲。可惜這類房中術心得未能寫成巨著流傳，否則⛹🏽‍♂️🧑‍💼，“國學大師”的桂冠，是任何批評者都無法褫奪的。
　　為了繼續擴展大師的身體敘事，年歲成為第二個重大指標。活到90歲以上又身懷異秉者♏️，就有望被世人奉為大師🤳🏿，而“百歲”更是辨認大師的重要量化指標💆🏼。精神矍鑠固然很好🧑🏿‍🦱，縱使臥床不起，只要可以苟活，也能熬成“一代宗師”。從“文學大師”冰心、鐘敬文、巴金，到“國畫大師”劉海粟🩷、朱屺瞻⇢、黃永玉、晏濟元等等♜，當代中國遍布各種以年歲造勢的案例。為打造巴金老人的百歲大師形象🏊🏼，有關部門斷然拒絕其安樂死的懇求🚣🏿👨🏿‍🔬，不惜以輸液強行維持其生命體征🏓，直至“百歲”降臨。這種年壽敘事加劇了人們的誤解，以為大師就是能夠超越時間和病痛的巨人🚱。
　　與此密切呼應的是，大師還必須蓄須成美髯公🫷🏻，由此構築年歲的視覺標記。胡子跟學術地位形成了某種古怪的正比關系：胡子越長⏳，就越具有大師風範。人類的胡子最初是成年或壯年（黑色）以及衰老（白色）的象征🧍，而最後卻上升為激動人心的旗幟🗺®️，飄揚在大師們的臉頰上，宣喻著智慧和才學的總量。當年毛主席無須，以致官員無人膽敢蓄須，而蓄須者只有毛的長輩，如柳亞子、張瀾和梁漱溟之流🪧，變得十分稀有🪙，由此被擢升為文化至尊的象征。這種歷史傳統，加劇了世人對胡子的頂禮膜拜。
　　大師生成的第三秘訣，是必須學會在官府和民眾之間長袖善舞🤚🏽。即便沒有足夠長的胡子和先天異秉，只要善於捕捉時機做“含淚勸告”📎，扮演官府和民眾間的調停人角色，就有望獲取“大師”稱號。眼淚是一種身體分泌物🤽🏽，更是一種煽情的道具，而這正是余大師所擅長的技藝🤽🏽‍♀️。我們已經看到，眼淚敘事產生了奇效：“大師”的桂冠以及數千萬元“基金”從天而降。這無疑是一種榜樣，向那些覬覦“大師”地位的人們，做出了蠱惑人心的示範😧。
　　這場基於身體敘事的大師掛牌運動，就各地衙門和高校而言，是一項重大的形象工程，而在民間，則意味著一種嚴重的文化焦慮🪦。正如“諾貝爾獎”的狂熱那樣，“大師”能夠緩解世人對於文化危機的憂慮，並製造出文化繁榮的氣象。“大師”的存在就是文化安全的信號。但這終究是一個華麗的幻影。基於文化土壤的日益貧瘠🎅🏿，上世紀下半葉以來，我們的土地就沒有長出過任何一株叫做“大師”的植物🕟。而那些舊時代殘剩的大師，如梁漱溟、熊十力和陳寅恪，也在政治鬥爭的風雨中痛楚地死去🧭。他們失色的面容👨🏽‍🎓，凍結在歷史苦難的深處。真大師的故事🚓，只能用以譜寫淒厲的哀歌；而惟有偽造的大師👨‍🎨，才能作為鮮艷的文化口紅🙆🏻，被抹上蒼白的行政嘴唇🚣🏼，用以粉飾這一人本精神殘缺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