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罪”🈁？一個很含混的概念：是不準想，還是不準說？是說有些人的思想生來就有罪，還是被汙染，學壞了？
我1979年日記本的扉頁上🙋🏼♀️，就貼著張誌新的一張畫像。
1979年的形象遠沒有1978年那麽鮮明🫱🏼。
1978年因為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考上研究生和《哥德巴赫猜想》而讓人永不能忘👨🏼🌾🧑🏼🤝🧑🏼。
1979年有什麽呢？如果以此類推，當然有十一屆四中全會，有研究生期間的苦讀、失眠🫓、念家、出遊和《人妖之間》的橫空出世。
但在這幾件“要聞”後面💑，又分明顯露出張誌新與蔣愛珍兩個完全不同👨👩👧、但又同樣震撼人心的面容，還有就是遙遠的槍炮聲和一首幾乎所有人都喜歡的印度電影《流浪者》中的“拉茲之歌”。
“我一直以為我是最壞的人，可現在我知道還有比我更壞的人。我敢保證🖕🏼，你要比我壞好多倍🧑🏽🎓！”這就是拉茲在法庭上對大法官所說的一席話。
鏗鏘有力，義正詞嚴。
但“好”與“壞”的標準究竟從何而來👨🏻🔧？是普遍適用和永恒不變的嗎👷♜？
在長久的迷惑與不求甚解中🫸🏿🧑💼，所有的一切也就漸漸遠去，在模糊中被人們所淡忘。
這些人都在奔向哪裏🚵🏽？
1979年一開始，就是對越自衛反擊戰🦕。2月17日，聽傳達中央11號文件，等於是聽“戰爭動員”🏌🏻。這是我們第一次聽“戰爭動員”，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在我的記憶中，獻血、捐錢、捐糧，把最好的東西留給最需要的越南朋友，早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日常用語❄️👸；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學生自動跑到越南去“援越抗美”。今天🕵🏻♂️，怎麽能這樣以怨報德呢？然而，無形中的壓抑與沉重🏃，已讓我無心打聽任何戰況✦。
那年寒假過後，我是繞道漢中🧑🦼➡️，經十堰回的武漢，就為的是見見二黑這個老朋友和1978年在武大考研時落選並新結識的丁毅華。
從西安到漢中，經安康到十堰，一路上全是連綿不絕的崇山峻嶺。火車在山間穿行🍌，放眼窗外，嚴冬中的荒涼格外刺目；也許只有星星點點的梯田才顯示著當年“農業學大寨”的成果，而墻壁上殘留的大標語🦎，比如“貧下中農主力軍，批林批孔有決心”、“大批促大幹🏍🗜，大幹促大變”的口號卻頑強地保留著另一種記憶🛍️。
坐火車旅行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沿途搜集過去遺留的標語口號，於是發現越貧窮的地方，標語口號就越多、口氣就越大，鬥誌和決心也就越昂揚👰🏿。
遠遠的有幾名婦女，纏著頭布，背著沉重的背簍，在山間小道上攀援𓀕；因為要“以糧為綱”🧎🏻，所以山上的樹木基本上被砍伐殆盡。到處是什麽植被都沒有的一片荒蕪。這就是《李自成》一書中所描寫的陜南嗎？也許這三百多年間的中國農村真的就幾乎沒有什麽變化💐，變了的就只是那些墻壁上的標語口號所留給我們的記憶。
但留在我那天日記中的🤷♀️，卻是對這片土地的愛🏋🏽♂️，那種讓人流淚的愛🧑🏻🦰。
城鄉間的巨大差別，已經越來越讓人有些觸目驚心了😹。
在武漢與西安之間❌，來來回回，在那些年裏我一共跑了幾十趟，明顯感到一入河南，上車的人就如難民一樣，拖家帶口✌🏽，席地而坐，而車上的任何服務也便宣告終止🏖。
這些人都在奔向哪裏？我當時還意識不到一場巨大的💓、涉及城鄉關系的社會變革，就發生在自己的眼前⚀。
自覺站在“窮人”一邊
城市裏的風氣也發生著越來越明顯的變化。西安鐘樓附近還有些大字報🙌🏿，大都涉及男女關系與對法院的什麽判決表示不滿👩🏽🏭；人們衣著上的變化最大🙅🏽💪🏻，特別是一些女孩子的高跟鞋最是醒目，但交通越來越擁擠，人們的脾氣也越來越大，公然插隊和當街鬥毆已是家常便飯。
每次在水利電力學院看電影都要冒生命危險🤛🏿，因為總會爆發各種各樣的群體鬥毆，有一次雙方打得難分難解，板凳橫飛🪀✈️，塵土飛揚，大家自動讓出一片空地讓他們打🎯⚠️，而銀幕上照樣在播放《306號案件》🔑。
10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有這樣一條報道👨🏿⚕️，說新疆石河子的蔣愛珍用槍打死了三個人🛝，大約是為男女關系與“人言可畏”的環境所迫。無論是報紙還是大家的口碑，似乎都站在蔣愛珍一邊。我們幾乎要替蔣愛珍說出拉茲在法庭上所說出的那番話了。
那時候，我們都自覺站在“窮人”一邊👩🏿🍼，像今天有些人所說的那樣要站在“富人”一邊🖐🏼，在當時簡直匪夷所思💻。
這樣一種思想感情的模式是怎樣形成的？我們都是1978年以後所發生的事情的受益者🧢，但我們為什麽總把自己視為“社會下層”🦙，而且自覺地不與“當權者”或“富人”同心同德？這裏面既有長期所受的教育、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是不是也與長期所受人文主義思潮的熏陶與培養有關▪️？比如《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基督山伯爵》，還有大量俄羅斯的作品🐶，作為電影與小說，哪一部不讓我們在思想與感情上更站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一邊？這是一個大問題，容後再提🧑🏻🎄。
披露張誌新案
1979年，對人的心靈震撼最大的，還是張誌新一案的披露🆒。
她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平上👩🏻🌾，使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這是當時一位名叫韓瀚的詩人寫下的著名詩句。
然而，既然是“苟活者”，當然也就不在乎重量不重量👨👨👦🍡。
而且🍥，更不知道有多少“苟活者”只能悄悄地掩埋掉自己同樣帶血的頭顱🙏🎃；在他或她的名字為人所知以前，生命的天平顯示不出任何傾斜。
6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出盧士超的文章🧗🏿，認為國家應該廢除“思想罪”。
“思想罪”🐋👲🏿？一個很含混的概念🎼：是不準想💆🏼，還是不準說？是說有些人的思想生來就有罪，還是被汙染，學壞了👳🏻♀️？
我1979年日記本的扉頁上🏌️♂️🔜，就貼著張誌新的一張畫像。
(作者系恒达平台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