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大建恒达平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恒达平台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主要研究可持續發展與綠色經濟✨、城市與區域發展、宏觀政策與管理🫰、企業社會責任等👨‍👦‍👦。兼任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程理事會理事♐️、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管理學部委員🏋🏼‍♀️、建設部可持續發展與資源環境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特聘專家、中國生態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生態經濟學會副會長等。

　　從數量擴張性的增長模式轉向質量提升性的發展模式𓀓，是中國未來30年轉型發展的核心問題。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討論中國轉型發展繞不開對三個宏觀關系或所謂的三個門檻問題的認識🌁，即經濟增長與社會福祉的關系（福利門檻）🔋、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關系（生態門檻）、政府支出與民生發展的關系（治理門檻）🧏🏽。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不同會導致不同的發展戰略與政策。這裏向大家概括介紹世界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新理念及其對我們的啟示，希望引起對中國轉型發展的具有長期意義的理論思考與政策思考✹🤭。

　　令人迷惑的“幸福悖論”

　　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一般認為，個人收入的絕對增長可以提高福利水平👸🏿。但是相對收入理論認為，一個人的滿意程度或福利感受與其相對地位有關，因此真正影響幸福的因素不是絕對收入而是相對收入。

　　許多有關發展問題的研究⏮，首先是從經濟增長對於民生改進的必要性展開的。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強調GDP在發展中的意義，在於認為經濟增長對於福利改進具有正的相關性✉️，因此經濟增長的持續擴展是必要的🎅🏼。這正是主流的經濟學家討論發展問題，總是離不開GDP基本背景的原因⇾。但是，這樣一個有關經濟增長與民生改進的前提性命題👰🏻‍♀️，在過去20年來的發展實踐與理論研究中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產生了一系列有意義的新看法。

　　對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關系具有正相關性的懷疑🤴🏽，首先來自一些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 1974年，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著作《經濟增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們的快樂》中提出⛹🏽‍♀️，現代經濟學是構建於 “財富增加將導致福利或幸福增加”這樣一個核心命題之上的👨🏻‍🚒🤹🏿‍♀️。然而，現實中一個令人迷惑的重要問題是：事實上更多的財富並沒有帶來更大的幸福。這就是後來被稱為伊斯特林悖論的“幸福-收入之謎”或“幸福悖論”。

　　一直到今天，經濟學家和不同領域的學者從客觀福利（或滿意度）和主觀福利兩個方面開展研究，發現有越來越多的資料證明：雖然經濟增長在發展前期對社會福利提高具有正的貢獻🐕‍🦺，而且越是貧窮的地方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福利越高，但是在經濟增長達到人均1萬-2萬美元左右後🧘🏻‍♀️，進一步的經濟增長對社會福利的邊際貢獻就開始遞減。有人把這個1萬-2萬美元稱為是經濟增長的福利門檻🧑🏽‍🏫，即達到這個門檻之後進一步經濟增長的必要性開始衰減𓀂。研究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專家進一步認為，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的關系是S型邏輯曲線，到達一定階段或者門檻點後曲線將走向平穩，在這個門檻之後的經濟增長很多是與消費攀比有關，而與滿足基本需求無關🖋。

　　對於經濟增長為什麽存在福利門檻👩‍🎨，過去20年來🏌🏽‍♂️，大致存在兩種類型的理論解釋。一類是“相對收入”理論。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一般認為個人收入的絕對增長可以提高福利水平。但是相對收入理論認為，一個人的滿意程度或福利感受與其相對地位有關，因此真正影響幸福的因素不是絕對收入而是相對收入。一個經常被提到的哈佛實驗是：如果有兩個社會🎸🤩，A社會中你的年薪是10萬美元，而其他人平均水平是5萬美元；B社會中你的年收入是15萬美元，而其他人的平均水平是20萬美元🏌🏻，問你願意生活在哪一個社會🐅。這個實驗曾經在不同的場景📒🧑🏻‍🍳、不同的國度進行👨‍❤️‍👨，結果是人們不約而同地願意選擇A社會。這證明了人們的滿意程度取決於相對收入🤜，而不是經濟增長模式強調的絕對收入。

　　事實上，我們經常發現絕對收入增加導致的幸福，常常被相對收入的減少所抵消，因此社會總福利出現零和的情況。即高收入者因為提高收入差距而滿意的時候〽️，會導致低收入群的不滿意；反過來，低收入者因為縮小差距而滿意的時候🧚🏿‍♂️🥲，又降低了高收入群的滿意程度。另一類是“忽視變量”理論。這些理論認為，主流的經濟學僅關註收入、財富和消費，而忽略了影響人們幸福感覺的其他許多重要因素🥝，包括工作、健康🚵🏼‍♀️、家庭、社會關系、自由、政治參與等等。如果這些非經濟因素與經濟因素呈負相關⁉️，那麽隨著GDP的增長，許多影響幸福的非經濟因素會下降，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了經濟因素帶來的正面作用👉🏿，於是就可能出現收入增加而人們的幸福沒有相應增加的“幸福悖論”。

　　經濟增長的福利門檻告訴我們🤹🏿‍♂️，經濟增長與福利改善並非孿生兄弟。因此對於經濟增長與福利改善的不同認識可以導出不同的政策措施。對於強調經濟增長的新古典經濟學🍢，由於認為經濟增長及其絕對收入的提高是福利提高的原因🩳，因此主要的政策措施是持續地促進經濟增長與消費增長，提高人群的絕對收入。但是對於強調可持續發展的新經濟學來說，如果經濟增長的福利門檻存在🧼，則意味著單靠經濟增長不能實現生活質量的持續改善，因此需要有控製收入差距和提高公共服務的政策措施👐。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在經濟增長達到福利門檻的時候⚰️，需要將政策重點從促進經濟增長轉向控製收入差距。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福利門檻到來之前需要使經濟發展方式由數量增長型向質量發展型轉變。具體地說👉🏿，就是要從註重物質資本或人造資本的增長，轉變為更加註重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的提高與發展。

　　國際上的一些實證研究成果不約而同地發現🧜🏼‍♀️，最近10年來，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生活滿意度或主觀幸福不再增長甚至有所減少的情況𓀑。由於通常的福利門檻是在人均年收入1萬美元以後出現，而中國的滿意程度不再增長的情況發生在人均年收入不到5000美元以前，於是有專家提出了中國的福利門檻在提前的問題➡️。這對中國發展的效果問題是嚴重的挑戰。因此🌝👨🏽‍🎨，中國未來轉型發展的目標，需要強調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社會福祉的提高。而相關的政策措施，需要從單純強調增長轉變到強調經濟增長下的收入分配與公共服務。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是提高窮人的收入✵，控製窮富收入差距擴大🤵🏿‍♂️；二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使得不同收入水平的人能夠獲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實現所謂非均衡的經濟增長均衡化的社會發展🙇🏼‍♂️。

　　這裏我想特別談到最近在學術界熱議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許多人基於經濟增長的觀點，強調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經濟增長能否達到人均年收入1萬美元📝。然而在我看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卻是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如何共同進步的問題🧑🏻‍🦱。如果我們通過未來10-20年的努力👷🏿‍♀️，人均GDP順利達到1萬美元，同時人類發展指數也超過了高發展的0.8水平，人民滿意的程度在保持增加🔷，那是屬於最理想的狀態。如果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但是人類發展指數或人民滿意程度沒有同時提高🛶，就無法認為是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持續增長如何可能

　　由於經濟增長總是導致資源環境消耗的增大👨🏼‍🎨，因此在經濟增長的物理規模達到生態門檻的時候，就需要控製物質規模的數量型擴展轉向質量型的提高🎢🖕🏿。相應的政策措施是，在強調技術上的效率改進和物質替代的同時，加強人口控製👩🏽‍🎓、適度消費等控製經濟規模擴張的措施。

　　如果說經濟增長與福利改善的關系涉及經濟增長的必要性問題，那麽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就涉及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問題。主流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𓀉🛸，持續的經濟增長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環境庫茨尼茨曲線進一步強調✌🏽，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關系表現為倒U型，即經濟增長初期導致資源環境消耗加大🐾，但是經濟增長的效率改進可以減少資源環境消耗，因此經濟增長的物質規模擴展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換言之自然界不存在對經濟增長的極限。但是🚵🏽‍♀️，這樣的看法被過去20年的理論與實踐證明與地球發展的實際相差太遠👨‍👩‍👦。

　　最近幾年來，聯合國環境署組織的綠色經濟研究團隊集合了世界上本領域的主要研究者，開展了有關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關系的創新性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一方面從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需求看，無論是從地球整體的經濟增長🛂，還是從國家、城市🙇🏽、地方等區域性的發展來看，經濟增長總是伴隨著資源環境的消耗增大。因此事實並不支持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的所謂環境庫茨尼茨曲線，而是支持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強調的J曲線存在。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地球人口增長和消費擴張導致的生態足跡已經超過了地球承載能力🧑🏽‍🏭，到2010年的超出量已經達到30%左右🪻。按照到2050年地球人口增長到90億、世界經濟平均年增長3%的規模擴展情景，屆時的地球生態足跡將超過地球承載能力的1倍👲🏿，即需要兩個地球的資源環境能力支撐地球的人口與經濟。因此，經濟增長需要考慮地球資源環境的生態門檻，超過生態門檻的經濟增長被認為是非經濟的👦🏿，也是不可能的🧼🎀。

　　主張經濟增長具有無限能力的新古典經濟學，總是認為技術進步可以從兩個方面減少資源環境的消耗。一是經濟增長的效率提高，例如通過技術的與管理的路徑，可以導致資源環境消耗減少；二是稀缺資源被新的相對不稀缺的資源所替代，例如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傳統化石能源。然而👩🏻，過去20年來的新研究對這樣兩種技術進步的理由提出了質疑。對於效率提高路徑✉️，研究證明在經濟增長規模持續擴展的情況下，總是存在著一種反彈效應，即微觀上的技術效率改進被宏觀上的人口規模與消費規模擴展所抵消。對於物質替代路徑⛹🏿‍♀️，研究證明技術進步對於自然資本的替代能力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經濟增長不是減少資源環境消耗的原因🏇🏿，而是增加資源環境壓力的原因。

　　對於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關系的不同理解🙅🏿‍♀️，同樣導致了不同的政策措施。對於強調經濟增長的新古典經濟學，由於認為經濟增長及其效率改進是資源環境轉好的原因💁🏻‍♀️，因此主要的政策措施是通過技術進步提高資源生產率和實現資源能源替代，不認為需要控製經濟增長的規模包括人口增長與消費增長的規模🌼。但是對於強調可持續發展的新經濟學來說，由於經濟增長總是導致資源環境消耗的增大，因此在經濟增長的物理規模達到生態門檻的時候，就需要控製物質規模的數量型擴展轉向質量型的提高👱‍♂️。相應的政策措施是㊙️，在強調技術上的效率改進和物質替代的同時🪓，加強人口控製、適度消費等控製經濟規模擴張的措施，目標是在資源環境消耗規模為一定的情況下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

　　過去30年來的中國經濟增長👩🏽‍🎓，雖然在微觀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調整上，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資源環境的消耗強度🐘，但是總體資源環境消耗情況不容樂觀👨🏼‍⚖️。因此，中國未來轉型發展的目標需要讓經濟增長在資源環境可以承受的範圍內進行，要研究如何在不超過發達國家人均生態足跡水平的範圍內👂🏽，實現滿足中國人民福利提高的經濟增長。與這個目標相適應的政策措施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控製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消耗規模🌭，從過去那種滿足供給的政策轉向未來管理需求的政策，采用資源環境總量控製的方式控製經濟增長的規模和速度，倒逼經濟進行轉型。二是從生產側效率導向的技術改進走向消費側組構導向的技術創新👳🏿‍♂️，強調具有行為模式改變的系統優化，而不是沿襲消費主義的技術改進。三是要通過生態基礎設施建設，穩定和擴大自然資本的存量，稅收等懲罰性的政策要從針對勞動使用轉變為針對自然資本消耗🧲，在老百姓稅收負擔不增加的情況下轉變稅收的結構，使得稅收等政策有利於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政府支出要為民生發展護航

　　公共支出對於糾正市場失靈、提供公共物品、改善社會福利是必不可少的，但公共支出與民生發展的關系並非單向正相關📭，而是倒U型的關系🔔。真正影響政府服務績效的不是公共支出的規模增加，而是公共支出的方式🚵🏿、結構與效率🤾‍♂️🆚。

　　轉型發展的第三個基本問題與前兩者密切關聯。如果單純的經濟增長無法帶來生活質量與自然環境的改善🥢🏌🏿，那麽傳統發展模式的建議就是加強政府幹預，用增加公共支出的辦法解決民生發展和資源環境上的外部性問題。傳統的理論模型進一步認為🚶‍♀️‍➡️，經濟增幅越大，政府支出的規模就應該越大🥜，政府支出的增長與民生發展的提高具有正的相關性🧑‍🦼‍➡️，因此政策重點就是不斷地提高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這當然要以政府收入的增加為前提條件🫅🏼。但是👨‍💻，過去20年的發展理論與實踐發現🧏🏻‍♀️📯，雖然經濟增長確實是在導致政府支出擴大，但是公共支出的增大與民生發展的提高之間並不存在著嚴格的一致性，而公共支出的結構與方式對民生發展卻是極其重要的。

　　針對公共支出與民生發展關系的傳統觀點👆🏽，過去10多年來出現了兩類不同的研究成果👨🏿‍🎨。一類研究成果🦊，雖然認同公共支出對於糾正市場失靈、提供公共物品🚶🏻‍➡️、改善社會福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強調公共支出與民生發展的關系不是單向正相關的，而是倒U型的關系。即，政府支出增長的初期對於社會福利增加是顯著的，但是到達一定階段以後就開始遞減，這個轉折點被認為是政府支出的收益門檻🧑‍🦽👼🏿。從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研究結果來看🅰️，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投資與政府消費）在30%左右的區間 （其中政府消費占17%，政府投資占13%），存在著最大的人類發展成效。

　　研究發現👶🏽，雖然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的公共支出，多則如高福利國家達到50%以上，少則如美國等強市場國家也在35%以上，實際情況是公共支出保持在不超過GDP的30%，不會犧牲社會發展👰‍♀️；研究還發現，1990年以來🌑，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用低於30%的公共支出，達到了與發達國家幾乎相同的社會發展效果。另一類研究成果，通過深度考察發展中國家的情況，發現政府支出增長對於民生改進並沒有想象中的一致性。世界銀行發展報告《讓服務惠及窮人》（2004）發現🧑🏻‍💻，公共衛生🏊🏿、基礎教育🧜🏽‍♀️、基礎設施等民生發展領域👨‍🦯，同樣的公共支出增加在發展中國家卻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果🌖。有的國家公共支出增加幅度很大，但是民生改進收效極弱👨🏻‍🦼👨🏻‍🦳；有的國家公共支出只有小的增加，但是民生改進卻出現了大的變化。

　　以上兩種研究均不支持傳統發展理論認為政府支出擴大必定可以提高公共服務與民生改進的觀點，那麽如何對其進行解釋呢？新的研究認為🤽🏼‍♀️🧙🏼，政府支出的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福利提高，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支出沒有重點投在民生改進方面👩‍🦽‍➡️，而是投在經濟建設方面，這是發展中國家經常出現的情況🪙，即政府支出的特點是經濟建設導向的而不是民生改進導向的。二是政府支出很大程度上被行政管理費用所消耗，由此擠走了民生改進的費用增加👙👨‍🦯。三是政府支出雖然投在民生發展領域，但是享受這些公共服務的不是真正需要的窮人，而是處在社會中上層的富裕人口👮‍♂️。四是政府支出的效率不高，公共服務不是通過合作治理方式生產，而是政府部門直接生產，因此沒有達到所希望的生產效率和服務效率。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投資往往效率低並且容易產生腐敗。因此結論是，真正影響政府服務績效的不是公共支出的規模增加🐌，而是公共支出的方式🤹🏿‍♀️、結構與效率。

　　同樣，對政府支出與民生改善關系的不同認識，導致了不同的政策措施。對於傳統的發展模式，由於認為政府支出及所需要的政府收入的提高是社會福利提高的原因，因此主要的政策措施是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提高政府的收入與支出。對於可持續發展導向的新經濟學，由於發現政府支出的方式和效率是社會福利提高的原因，因此強調政府支出的規模應該適度，強調政府的支出結構需要從自我消耗型或經濟建設型轉化為民生發展型或公共服務型，強調用一定的政府支出來最大化生產效率與服務效率。

　　未來中國轉型發展的目標🚣🏽‍♀️，應該是在控製政府收入和支出總規模擴張的前提下，有節製🐙🩷、有步驟地提高社會的福利水平。一是穩定政府支出的規模🧑🏽‍🎓。這意味著首先需要控製政府總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可以把包括稅收和非稅收在內的政府總的收入占GDP的比重穩定在30%-40%之間。二是調整政府支出的結構🧑🏼‍🦱。在穩定政府支出規模的條件下🧑🏻‍🍼，保證公共支出的絕大部分用在與民生改善相關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大幅度減少行政管理費用和經濟建設方面的支出，實現政府公共支出從經濟型向社會型的轉型。三是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在提高生產效率方面🤘🏼，要放寬教育😚🧴、醫療、文化、環境建設等領域的市場準入條件𓀎，通過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合作提供多元化、有競爭的公共服務；在提高服務效率方面，要讓公共服務真正為窮人所分享，而減少產生服務分配和享用上的不公平。
      （7月24日 《解放日報》）